在中共的步步進逼下，香港前景越趨嚴峻，故捍衞香港核心價值的人士更需要團結，同時，亦都要時常小心提防中共的統戰。
毛澤東曾說統戰是中共在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之一。而統戰的核心原則，就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亦即是要先找出「最大矛盾」（即敵人），將之標籤、孤立。同時，透過籠絡與分化，聯合所有其他人，尤其是與這一小撮人理念最接近的同路人，「提醒」他們要與這一小撮「激進」人士劃清界線，甚至令他們以為這一小撮人被攻擊是罪有應得。這樣，那一小撮人被邊緣化後，便很容易會被消滅。然後，中共就會對付「次矛盾」。如是者，所有與共產黨意見相左的人士和團體都會逐步被消滅，剩下一言堂。
其實，統戰並不是中共的專利。誠如筆者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戰時，由德國傳教士Martin Niemoller所著的《First They Came》──「納粹政權首先迫害共產黨人，我沒有為他們發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納粹政權接着迫害猶太人，我沒有為他們發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納粹政權然後迫害工會的人，我沒有為他們發聲，因為我不是工會中人；納粹政權之後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為他們發聲，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納粹迫害我，就已經再沒有人可以為我發聲了。」
袖手旁觀正中中共下懷
所以說，當被中共標籤為「敵人」的人士受到攻擊時，我們仍袖手旁觀，那就是正中中共下懷，最終自食惡果。
筆者實在也曾墮入過中共統戰的圈套。記得在1985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委託在港的25位草委作為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發起人，而當中六名草委，包括李福善大法官（召集人）、新華社副社長毛鈞年（秘書）、譚惠珠、廖瑤珠、司徒華及我，就成立了諮委會章程草擬六人小組（六人小組），起草諮委會章程。
首次六人小組會議舉行前，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李儲文親自來到我的辦公室會面，提出他的看法。而其意見竟與我心裏所想的極為接近，事事以港人利益為依歸。如是者，每次會議前，李儲文都會先跟我見面，後來司徒華也有加入。筆者覺得能跟一個開通的中共黨員談得如此投契，的確很難得。
六人小組第四次會議時，章程草稿內有八處採用「民主協商」的字眼。廖瑤珠堅持要刪除「民主」二字，當時我曾諷刺她說：「這豈不是白馬非馬，以民主的方式來徵詢市民意見不是更好嗎？」
但後來我讀了一連三篇由齊辛（李怡的筆名）撰寫關於民主協商的文章，才得知原來在內地民主協商只屬知會性質，故這並非真正的諮詢，所以我知道自己因不熟悉內地的語言而犯錯了。但我認為這是小事，以後只要更小心便可。後來有一晚我突然在夢中驚醒，反問自己若今次犯錯因認為是小事而不妥善處理，那往後再犯任何錯都會當成小事，長此下去，後果真的不堪設想，而我亦枉為香港草委。
幾天後，匯點舉辦《基本法》研討會，其間我被問到為甚麼不支持廖瑤珠的修訂，我即時公開承認過失，並承諾在下一次會議上要求更正，將「民主協商」改為「協商」。
筆者在兩天後的「諮委會發起人會議」上，費盡唇舌地爭取修改章程草案，但廖瑤珠卻未有幫腔。最後，只有一處仍沿用「民主協商」字眼，其他則改寫了。會後，我問廖瑤珠何以不發言支持修訂，她笑言我也應嘗嘗力排眾議的滋味。
當時，我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為何會打算不了了之，其後我才醒悟到那時候自己顯然已不自覺地墮入統戰陷阱，為了維繫跟李儲文的良好關係，而願意在一些小事上妥協。中共的統戰手法，就是會先指派「某人」來接近你，而「某人」可能是黨員或親共人士，亦可能是你的親朋摯友。在適當時候，「某人」就會奉命影響你的想法及行為，令你不好意思抗拒，然後你就會逐漸變成中共的代言人。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或可能是中共統戰的對象。因此，我們時常都要捫心自問，自己是否已被統戰了！
李柱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