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香港終審法院作出終極裁決，按法院對《基本法》相關條文的解釋，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享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在判決前還信誓旦旦說會遵從法院的裁決。但在判決出來後，就推翻承諾，鼓動民意反對裁決。他搞了調查，說終審法院的裁決會導致167萬內地新移民來港定居，超出香港的承載能力。在《基本法》沒有明文授權下，政府通過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重新解釋相關的《基本法》條文，推翻了終審法院的解釋及裁決，剝奪了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
本來按《基本法》的規定，只能當終審法院在符合條文的嚴格條件下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會解釋《基本法》。但當董建華提請了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只能確立行政長官也可提請的權力，是《基本法》起草時完全沒有想過的安排。 因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香港法院在之後的案件被迫接受，嚴重打擊法院的權威，嚴重損害香港的司法自治。
林鄭捨難取易 犧牲法治
居留權事件是董建華無力處理香港內部問題，就動用國家機器去處理一件純屬香港內部的事務。中央本沒有意願干預，但結果是在董建華捨難取易下，被迫伸手進入香港的事務。這也在香港法律專業與內地官員之間、香港與內地社會之間，埋下了分歧與衝突的種子。整件事，其實是無能的董建華，把中央擺上枱，把香港法院逼埋牆。有人說歷史是不斷重複，這在香港又找到明證，因一地兩檢也在走着同樣的軌迹，甚至可能產生更壞的後果。
我不想用陰謀論去看中央，起碼所有說法都是指一地兩檢的安排，是中央應特區政府所求而配合的。我且信這是事實，這就更顯出了林鄭月娥的責任。可能興建高鐵的決定，她不用直接負責，但事情發展至此，關鍵是她現在應當如何處理。
堅持用現在提出的那套一地兩檢安排，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沒有《基本法》明文規定的程序下，通過一個決定去確立安排是合憲及合乎《基本法》，之後就通過本地立法實施一地兩檢，那無異是再次把中央擺上枱。大律師公會已發表嚴厲聲明指這做法是嚴重衝擊法治精神。
可想像，立法會不難通過相關的本地立法，如有人向香港法院提出司法覆核，香港法院必會陷於兩難局面。 確立一地兩檢的合法性，就要接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法律權威，那與當年居港權釋法一樣，香港法院只能接受這違背法治精神的做法，結果是香港的司法權威、司法自治及法治都會受到嚴重傷害。但若香港法院拒絕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權威，那就可能出現更大危機，或會導致中央直接干預香港法院的裁決，對香港的傷害更大，相信香港的法官必不敢如此與中央的權威硬碰。那是把香港法院逼埋牆。
因此，林鄭月娥現在準備做的，其實與當年董建華一樣。面對棘手問題，不是迎難而上，而是捨難取易，請中央出面以無上權威去擺平所有法律爭議，但代價就是要犧牲香港一直賴以成功的法治，再次擺中央上枱、逼香港法院埋牆。
只要林鄭月娥放棄推動本地立法，放棄一地兩檢，用盡創意去推廣高鐵以爭取最大回報，即使仍有虧蝕，那未是太遲，起碼能保住香港的法治不受實質傷害。林鄭月娥如何抉擇，或許也能預視她的命運會否與董建華一樣。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