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wis, Michael的《The Undoing Project：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W.W. Norton & Co.2016）這本書，既是Daniel Kahneman與Amos Tversky科學上合作的傳記，也是兩個好朋友關係轉變的故事，以兩人合作的研究為縱軸，遊走於二戰至本世紀初，由兩人開始合作、成名、影響擴至其他學術（如經濟學）及應用範疇（如醫學、法學），為兩人帶來不對稱的榮譽、決裂，至後來比戲劇更戲劇性的結局。科學研究與兩人的故事糾結在一起。
兩人合作始於1969年，當時他們任職以色列希伯萊大學。Kahneman邀請Tversky到他的研究生研討會，講當時決策科學的前沿研究。演講後，Kahneman對Tversky說：「很精彩，但我一個字也不信。」然後竟然是Kahneman說服了Tversky一起去探索與講題結論剛剛相反的研究。
Kahneman能說服Tversky改變觀點，可能是科學史上一大奇蹟，成就了一系列人類在不確定環境中作出判斷的偏誤、捷思法、規避損失等研究，以及後來總其成的展望理論。這些研究，令我們有新角度瞭解人類行為。例如，展望理論若加上一群人，可能是羊群效應形成的機制，而羊群行為與潮流、群眾運動以至金融危機等現象悉悉相關。
兩人的合作日常，是每天在辦公室閉門談上數小時。如在社交場合遇上，他們會走到一旁繼續談，旁若無人。Kahneman這樣說：「我和Amos皆非天才，但走在一起就出類拔萃。」偏見與捷思法的研究越來越受重視，隨之而來的榮譽，不知何故總是落在Tversky身上，獎項、演講應接不暇，Kahneman卻備受忽略。漸漸當他人提及兩人的著作時只提及Tversky，甚至連論文作者的排序也倒轉。雖然Kahneman認為這是學術合作難免的不幸結果，但他坦承妒忌。
七十年代中後期，Kahneman離婚後再婚。他與女朋友同遊巴黎時，想到的竟是「Amos一定很惱他，是應該的」。如Kahneman再婚，就要離開以色列。為繼續合作，Kahneman與Tversky一同到史丹福大學訪問，是權宜之策。很快權宜變永久，Kahneman宣佈與女友結婚並留在美國，迫使Tversky也留下。
兩人在美國找工作遭遇，凸顯美國學界對待兩人的差異：Tversky獲多間頂級大學垂青，Kahneman卻找不到落腳處。結果Tversky落戶史丹福大學，Kahneman則去了加拿大卑斯省大學，兩人相隔千里，而當時沒多少人認為卑斯省與史丹福可相比。
去美國本是為了繼續合作，但事與願違，到北美後兩人再無合作成果。至八十年代中，Kahneman獲加拿大柏克萊分校聘書，與Tversky的地位差距大幅收窄，亦非常接近Tversky（仍在史丹福），但兩人關係並未改善，更說不上合作。Tversky太太的觀察是，兩個男人的關係「比離婚更差」。
時至九十年代。Tversky提議合作反擊一學術對手，兩人因此起衝突，Kahneman憤而對Tversky說：「我們不再是朋友」。幾日後，Tversky致電Kahneman，告訴他自己得了癌症，估計只剩半年。「我們是朋友，無論你怎麼想。」Tversky說。
羊獅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