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警司朱經緯傷人罪成被判囚三個月，受害人鄭仲恒強調定罪已彰顯公義，希望香港警察明白，「保護市民亦都係佢哋職責之一」，不應成為權貴或政府的工具。但遺憾的是，從警隊高層、警察工會甚至政府高官、立法會親共議員的反應來看，公義只在司法層面得到彰顯，在政治層面仍未能伸張。不能不警惕，在威權政治的縱容下，港警的惡質化不只是市民擔心的公安化，更可能武警化，鎮壓當地居民心狠手辣，並漸漸成為尾大不掉的權鬥工具。
威權政制包庇 警察失糾錯能力
香港警隊近年不時被批評「公安化」，問題既在於落假口供、冤屈市民、偷竊等醜聞頻傳，與中國公安相比不遑多讓，更在於未有謹守政治中立的原則，處理遊行示威時充當政治打壓的工具。2014年7月1日，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發表聲明，指摘當日上街遊行的市民「尋釁滋事」，竟使用中國打壓異見人士的常用措詞來形容示威者，這無疑是港警公安化的重要標誌之一。
任何政制下的警察，都有可能出現濫權或包庇犯案同袍的案例，但只有在獨裁政制下或威權政制下，才可能出現系統性的濫權、系統性地包庇犯法警察的事件。因為統治者要依靠警察去鎮壓異見者，必然要包容警察的濫權、腐敗，也令警察系統日益失去自我糾錯的能力。
香港警隊及親共政客對朱經緯傷人案、七警傷人案的態度，很難令人相信香港是一個文明、法治的社會。就連在官官相護、官警相護的中國，一旦有執法人員犯法，當局也要找出臨時工、輔警等藉口作掩飾，不敢像香港警隊高層、親共政客這樣，公然為犯法警察張目撐腰，甚至以影響前線執法作要挾。
尤應指出的是，香港警隊不只有日益公安化的趨勢，更有進一步走向武警化的危險。港人慣稱的公安，在中國的正式名號是人民警察，簡稱民警。這是獨裁政體掩過飾非的語言偽術，所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警察，恰恰構成目無人民的政制。
武警指揮軍隊化 切斷政變機制
而武警的正式名號是武裝警察，原本屬國務院系列，由公安部長兼任武警總部第一政委，但實行的是兵役制，即多數不會駐守家鄉，在鎮壓示威者或參與拆遷等行動時，更加心狠手辣，不像有些本地公安會有面對親友的顧忌。如今，香港某些警察的肆無忌憚，堪比武警，全無面對家鄉親友的顧忌，而政客對他們的縱容，也堪比中國地方官員對武警但求使用時聽話，不理其行為的是非對錯。
獨裁政制或威權政制下的執法隊伍，不只容易滋生腐敗、濫權行為，也容易尾大不掉，成為政權的掣肘。武警在維穩行動中比公安聽命令、管用，但同樣容易演變成某些官員的「私人武裝」，在最高層甚至演化成權鬥的工具和政變的力量。習近平主政後，既要肅清中央軍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在解放軍中盤根錯節的勢力，也要切斷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透過政法委指揮武警的機制，以確保政治安全、人身安全。自今年1月1日起，武警部隊的指揮體制開始軍隊化，改行中央軍委－武警部隊－部隊領導，即剝奪了國務院、地方黨政機構原本享有的對武警分級指揮權。
當然，武警指揮體制的改變，只是切斷了黨政官員培養「私人衞隊」或密謀政變的機制，並不是軍隊國家化的起步，沒有改變服務威權政治的功能。而港警持續惡質化、武警化，同樣是威權統治者所需要、所樂見的，但終有一日也會有成為對抗政府、對抗市民的武裝力量的危險。要防止這種反噬，別無蹊徑，惟有讓警隊重返政治中立、接受輿論司法立法監督之途。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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