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名臣」之首的曾國藩（其他三人為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1870年因處理「天津教案」，被朝野上下罵得體無完膚，他累累道歉，在家書中寫下「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個字。這是中國帝制時代掌權者，無論君臣，都仍然保有的對上天的敬畏和對良知的自省，可以說是從政做人的底線。
1870年6月，天津的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接連死了三、四十個幼兒，數千民眾到教堂示威。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i Victor Fontanier）往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開槍恫嚇，又在路上向天津知縣劉傑開槍，擊傷劉傑家丁。憤怒民眾毆斃豐大業，殺死十多名修女、神父和法俄僑民，焚毀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和法國領事館。事發後，英、法等七國軍艦集結天津口，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懲罰辦肇事者和賠償。清政府派直隸總督曾國藩處理，曾國藩將天津知府和知縣革職充軍，殺民眾16人，充軍25人，賠款修建教堂，清政府並派崇厚赴法國道歉。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曾國藩奉朝廷之命，審時度勢，基於弱國無外交，不能不屈服於強權，卻承擔了賣國之罵名，朝野與知識界，包括左宗棠，都認為懲辦地方官非明智之舉。他發佈的《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民眾多所指責，朝廷官員及民眾「詬詈之聲大作」，甚至稱其為「曾國賊」。曾國藩對責難無一言分辯，還自掏了大筆錢私下安撫蒙冤者及遺屬，在家書中寫下「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說「萃六州之鐵，不該鑄此一錯」，從此隱蔽不出，更「憂憤成疾」，一年後即病死。
帝制時代，即使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但朝野間仍可以有與「中央」意見不同的議論，此謂之「清議」。位極人臣的掌權者，雖沒有立法、司法的制衡，儘管處理政事是權衡輕重利弊而非出於個人利益，但面對「清議」仍然有羞恥心，感到慚愧。帝制時代儘管沒有權力制約皇權，但舉國上下仍然相信「天子」之上還有「天」，冥冥中舉頭三尺有神明，因此遇有地震之類的天災，皇帝相信這是上天對他主政的警示，視之為「天譴」，於是會下「罪己詔」。位高權重之臣，做了一些傷害到老百姓的事，會對神明感內疚。
馬列主義政權，無三權分立、法的統治、公民的人權和政治權利，無言論自由甚至在黨內也滅了不同聲音，社會無「清議」。馬列建基無神論，毛澤東宣稱「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又開山劈地、破壞自然來曲解「人定勝天」（古語「人定勝天」是指在一定條件下，人謀的因素比天命還重要，而不是指人可以勝天）。這個不畏天，不畏神明，沒有制衡的權力，是人類自古以來最絕對的權力，也是最絕對的腐化魔怪。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仍然有清議，有神明。但輿論漸赤化，近亦有人提議教會應自動獻身為「愛國教會」。而自稱是基督徒、天主徒的高官、建制派，他們做盡迎合無法無天政權的事，你能設想他們會「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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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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