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六七十年代的歌唱隊，主要兩種造型，一種行使學院的清新形象，另外一種嬉皮、前衛。他們很多在求學時期，便能夠用音樂來表達自己。不論學院的，還是前衛的，都有共同的特性，便是不受拘束，不因學校的課程規限，而窒息了自己的創意和發展。當中表表者有Simon & Garfunkel，他們的歌唱歷程，由高中持續到大學，以致終生。保羅·西蒙不諱言當初組織樂隊，只是想藉此媾女。
那時候，年青人把自己關進車房，敲敲打打地唱起自己的歌曲，等待機會把歌聲和個性傳揚出去， 創意可以從簡陋的車房孕育出來，那是創意自由的年代。
千禧年，我有機會參與網絡發展的工作，母公司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區，做網上電台串流的研發，創立者是做過音樂事業的老將， 其中一位是Melissa Etheridge的監製人。公司由幾間貨倉似的平房組成，繼承了在車房中探索和發揮創意的精神。
那時候，發展中的公司都需要四出尋求營運資金，像高盛這類投資者必然會問一個問題，你們的商業模式是什麼？答案各師各法，卻有千篇一律的方向；大家都相信，只要研發出來的軟件或程式，能夠吸引和聚集到人群，就可以餵他們吃廣告。
那年，科網爆破，我和開發公司的關係告一段落。兩三年後，東岸的哈佛出了個朱克伯格的小夥子，整天躲在宿舍裏打學校裏的內聯網、同學的通訊錄和照片的主意， 二〇〇四年，推出了面書，成功地捕獵了大批群眾。
人在不同的年代，流行吃不同的食物。類比訊號年代，人的活動多見真身，多付汗水和感情，吃的是人心。數碼訊號年代，我們用人工智能，把真身藏了起來，要吃的是人頭。大數據年代，獵吃的可能便是人命。 我有幸經歷了兩個 ，是與有榮焉。至於第三個，便要走着瞧。
我有常來香港的「小強」朋友，說他們的付款方法先進，又談及創意的問題。我認為創意是不能夠劃界的，不能夠限定服務對象的，世界上沒有那麼便宜的事，能夠令我發財的，就可以盡情發揮，某些其他範圍，創意便要禁足。
我在70年代，看了一些余光中的散文，記錄他在北美洲駕着一輛道奇牌轎車穿州過省的日子，作品並提到Bob Dylan，Neil Young，Joan Baez，好像還有Joni Mitchell等名字，都是敲打樂的人，感覺特別親切，認為他是同道中人 。
搞文學的人都知道，詩文如果能夠博通古今中外，並收經典和流行，必然含咀英華，文章蓋世，只是苦無能力、苦無良策、亦苦無典範，余先生在這幾方面幾乎完勝，是我們文青的臨摹對象。適時，台灣作家如白先勇、王文興、余光中等近代中國文學的桂冠，都先後參與了美國愛奧華大學的作家工作室。中國人的鄉愁無處不在，把愛奧華翻譯成愛我華。
中國人有多大的創作自由，最終還是離不開一條臍帶的牽引。余先生在七十年代來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將鄉愁綁在一條路軌上，而我對他作品的印象，也就像火車的笛鳴越飄越遠。
余先生飲譽中港台，葷素通吃，福壽全歸。詩人總有超乎常人的預示能力，並能為低端的人指導方向。我想起多年前讀過他的《聽聽那冷雨》，當中說：「而就憑一把傘，躲過一陣瀟瀟的冷雨，也躲不過整個雨季。」同篇文章，他提供了應對雨季的方法，叫做「舔舔吧，那冷雨」。
（註：本欄隔星期六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