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前召開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時，向代表派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官媒《環球時報》稱譽這是中共一場世界級的公開課。明明是輸出中國價值觀心切，然而習近平致辭時卻說：「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
這其中有何奧妙？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解讀，習近平這句話的前半句「不輸入外國模式」，是在提醒發達國家「別再把你們那一套強加給我們」，這是重點，而後半句是說給發展中國家聽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則說：中國反覆強調不「輸出」自己的模式，「我們是把它客觀地介紹給你，你覺得好就學，不願意學我們也不在乎。」
中共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兩位愛國愛黨教授，一個說不能，一個說不欲。說不能者，是因為「每個國家的發展階段都不一樣，誰都不可能把所謂中國模式拿過去直接套用」，還有不同的國家規模，文化傳統，如何能照搬複製？說不欲者，則道出了中共的現實窘困。何謂「中國模式」，大會沒有給出任何特別的含義。「模式」意味着成型的、可以持續複製的制度框架，而中共一直說自己是在摸着石頭過河，改革開放尚在進行之中，何以就有了固定的模式？沒有成型的模式，輸出從何談起？
國家治理模式，包括意識形態和制度結構，前者屬於價值理性，後者屬於工具理性。中共過去曾宣稱要去解救世界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其他的四分之三人類，這種意識形態，惟有在鐵幕之中才會使人信奉。改革開放後與世界接軌，隨着國外先進文明的輸入和啟示，官方意識形態才將富強、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列入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都是普世價值，談不上中國向外輸出。
中國近年來飛速發展，為世界矚目。中國的成功，是否就是中共的成功？就像官媒常說的那樣：中共執政機制與中國巨大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之間存在決定性的聯繫。一黨專制，能集中力量辦大事，辦快事，能克服西方政治日益民粹化、鬆散化和空洞化的衰敗局面出現。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已故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納德．高斯並不這樣認為。他在《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書中指出：改革伊始，農村的承包制和鄉鎮企業，城市的私營經濟和外商投資，是社會的各種邊緣性力量，而不是政府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活力。看看今天中國互聯網三大巨頭BAT的傑出表現，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哪一家是中共靠集中力量辦出來的？
然而，中共依然靠強權有效地控制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經濟上即便承認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由於一黨獨大，法治不彰，中共亦可以通過與資本的勾結或者壓制，來維護自身的存在。文革前是抓革命促生產，如今是抓生產保革命。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的核心。
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臧安民在大會的主旨演講中宣稱，中共作為13億人民的執政大黨，其成功就在於「堅持不懈地加強黨的建設，不斷增強自我更新、自我完善、自我淨化、自我革新的能力」。他大概不知道兩年前，習近平的執政搭檔、中紀委前書記王岐山在與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弗蘭西斯．福山的會談中說過截然相反的話：「長期執政的黨的自我監督、自我淨化壓力很大。難啊，自己監督自己啊。俄國的一位外科醫生給自己割過闌尾，這是唯一的病例，說明自我更新、自我淨化很難。」
現代政治中，黨（Party）是作為一部份（part of）政治力量才有存在的必要，而中共強調統一思想，堅持所謂自我更新和自我淨化，不允許反對黨存在，不允許新聞媒體批評政府，要的是「全面控制權」，所謂全面Total一詞的政治應用就是Totalitarian（極權主義）。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曾經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剝開「中國模式」的外衣，露出帝王思想的核心。在中共我行我素的政治亮相中，不知到來自五湖四海的各國代表們，是否仍然希望將這樣的模式套住自己。
沈舟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