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愛上讀俄裔美國藝術理論家Boris Groys。他生於蘇聯，長大後負笈德國攻讀博士，後一直在美國教書。我相信是因為在牆兩邊都有生活經驗，他有一種犀利的尖銳，特別擅長戳破假命題和假道理。
這一晚讀到他的一篇〈孤獨的計畫〉，心有戚戚。格氏說，寫計畫書幾乎是現代人工作中無法逃避的環節。無論你是初創企業、學術機構，還是社會組織、藝術家，一年總有幾次，為了競標或者申請什麼機會，你要提起筆來，洋洋灑灑寫好多頁，寫目的、寫方法、寫人員也寫預算。雖然就算計畫通過，真的做起來通常要隔幾個月，但每個人都習慣站在現在眺望，精確計算未來可能發生什麼。每一份計畫書裏都裹着某一個版本的未來，或是未來的某一個版本。然而現實中，大部分計畫書的命運都是被審評人拒絕。有時你有機會再做一次修改，校正未來。如果再次被拒，那個未來就被打進深淵。
我本人就寫過好多好多個計畫書，有為自己申請讀書機會的，也有為供職機構申請資金支持。即便是通過的計畫，到最後完結的時候也和初始構想離了十萬八千里。而沒通過的那些，雖然也是我日思夜想為之興奮的未來想像，而如今是一點也記不起了。這也許就是社會機器運行的荒謬吧，明知是緣木求魚，還是要大家修剪出最有吸引力的盆栽，供掌權人選擇。而選上之後，世界推着人走，已經沒人在乎（可能也無法在乎）和計畫書是否一致了。
太多事情都是如此，比如先富帶動後富，比如西九龍文化區，比如每一任三把火燒得風生水起的新官員。太多心思放在計畫上了，實施起來反而無心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