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的成長，他今天的內心世界，是這樣煉成的。
11月27日晚上，周永康跟中學老師吃晚飯。退休視覺藝術科老師楊秀卓最想不到的是，當初比較「訥言」的學生，今天可以「口若懸河」； 退休校長只求學生當一個有良知的讀書人。幾個教育界中佬，很樂意跟剛出獄的門生拍照見報，毫無壓力，並期盼師弟妹以學長為榮。自由純樸，關心社會，是這所粉嶺中學的特色。相中每一位老師，在周永康心中，都曾經有特別角色、做過特別的事情。
特別的老師，教出特別的學生？那晚師生敍舊，也談到北京驅逐邊緣人口。傘運之子，怎不是跟香港教育有關？
周永康跟記者說過去與將來之時，一副佛心，「前面的路，不是說好多年之後，下一個剎那，已經是將來」。他說話有時會意想不到地動聽，因為，他有純粹的柔韌與清醒。
在香港出生，先居於九龍，後來隨父母到東南亞生活了一段日子，周永康曾先後於錦綉花園及粉嶺一個私人屋苑居住。因為小學當插班生，他沒有太多死黨。可是，他對世界充滿好奇，除了請媽媽帶他到公立圖書館看書，特別喜歡聽長輩說話。特別記得在上水陳式宏學校念小學，校長好慈祥，愛在早會分享故事。
「可能是關於他前一晚駕車去某個地方，其間遇到一些事情，開首有一個想法，過後，又有一個想法，於是跟學生分享自己的反思。」說話內容忘記了，但說話的一幕，卻是很深刻。慈祥的人，留着小孩子的記憶，因為，他留下了小孩子的心。
到中學時候，周永康形容裏面有好多「激進」老師。不時在星期日《明報》刊登作品的老師楊秀卓，「他曾經有一個藝術作品是把自己赤裸困在籠裏幾天」，而藝術家老師，對周永康10年前一件藝術作品也很深刻，準備寫文表達分析 。
其他老師，當年也經常在早會、周會分享好多不同的現實議題，包括香港水資源短缺、貧窮問題、香港板間房問題等等。周永康看到其他人狹窄的居住空間，感受特別深，因為，他住的地方，大多了，「為甚麼大家的生活是這樣的，這時你心裏面好激動。你會想，為甚麼這個世界會這樣？」
老師哭談六四 頓生疑問
十多歲時候，他在廁所開始看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在批判裏中感受民族大義。回到學校，站着的早會，他會思考，坐着的早會，他也會思考。「有些歷史科老師，講到年輕時代的八九六四，在台上講了不多久便哭起來。那刻，你又會很震撼。你會覺得，為甚麼會是這樣的？你會有很多疑問。」有時，中史老師類比現代社會、現代政府，「以前漢朝有中書省，當代政府行政架構又是怎樣？講貧者無立錐之地，是講圈地嗎？香港囤地，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老師不但把課本扣連現實生活，甚至用一場埋身預演，讓學生直接面對權力的從屬關係。「有個中史科老師好癲，因為要講學生與老師的權力關係。突然之間走入課室，指着學生說：『你做乜咁咁咁？』質問一輪，再開始上堂，然後才解釋古代政府權力運作，誰發號施令，誰聽誰的命令，與及官員黨爭等等。到最後，他分析學生與老師的權力關係，問學生有沒有想過權力怎樣形成？是不是平等？是不是健康？」
這一所位於粉嶺的信義會心誠中學，在七十及八十年代，是北區排名很低的中學，在對面的警察訓練學校，曾經是不少學生心裏的出路。
一間學校像一個人，落泊時候，偌大的操場花園都像有點破落，至九十年代，卻偏偏絕處又逢生，轉為直資學校。原來，當有一班人願意，一所學校的命運是可以被改變。
「我在心誠看到，以往可能是一間無沒多好的學校，但當有很多好有心的老師支撐，學校可以運作，然後有一個轉型機會，令更多有心老師校長進駐，獲得更多資源，視野不同，一步一步，都是人做出來的。」
周永康之後入讀的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以文化政治哲學理論解構文學文化，權威可以被拆解。就如學系本身，在1989年世界各地迴蕩翻天變化、創新與暗湧，香港從殖民狀態中轉變，台灣已經解嚴，柏林圍牆也倒下，當時一批老師，成功把比較文學從傳統港大英文系（原稱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分裂為獨立學系。
按該系前教授司徒薇解釋比較文學始源，二戰時，因為納粹迫害，歐洲各國不少學者逃亡英國及美國等地，凝聚了不同的跨國界、跨文化、跨學科學術精英。形成從世界視野、文史哲全面思維的一門學科，一種古典的做學問方式。台灣的大學，則稱此為外語系。
司徒薇是該系前系主任Ackbar Abbas得意門生，Abbas在她眼中，思想跳脫有創意，關心身處環境，也能從容於逆境之中。他2000年代離開以後，一度剩下接任的張美君一人守在殺系邊緣。2004年司徒薇從美國回港，在一個研討會跟張美君相逢，被這位獨自守系女學者感動，惺惺相惜，最終兩人結聯力量，撐起一個學系。今天生機再度煥發之時，張美君已經離世，司徒薇亦於今年8月提早退休。
周永康的老師們，包括楊秀卓、張美君、司徒薇，引證香港自由盛世，有一種人，認為對的事情，不惜一切，不怕一個人，也可以一個人，繼續堅持。直至周永康這代學生，他是這樣看這個學系的。
「有人話以前的比較文學系很rebellious，你有這感覺嗎？」記者問。
「我覺得是和不是都有。它有很解放的地方，亦有好多危機，令你變得好執迷不悟」，過度批判是為執迷不悟。周永康選修比較文學，是因為裏面講求文史哲貫通，甚至融合社會學，除了知識，也講實踐，「你可以說我實踐上有錯，但不代表我當初認為讀書不重要」。
知易行難，知難而不退，他這一代的特質，似乎就是這樣的自然發展着。
3年前傘運期間，記者找過司徒薇，想了解周永康。最公平的記憶是，老師好肯定，只要周永康願意，他的能力一定可以修讀哲學碩士及博士，無論香港或外地的大學，都應該會取錄他。也在那個時候，記者聽到，周永康很尊重的系主任張美君病重。一場風暴過後約3個月，她於2015年2月不幸辭世。
今天，學生還記得這個系主任。因為，當年每一個新生都要上張美君的Introduction Course。他說：「有些人覺得她大癲大肺，卻也是學養好深、好寬容的人，這方面，是會潛移默化。」
如果學生還記老師的一舉一動，因為，他也記自己的一舉一動。
周永康上系主任堂，經常遲到。而且還坐在前排，「因為，後排已經沒有位」。當時有位tutor私底下很認真地跟周永康說：「張美君好鍾意你，不知何解。不是說話『潤』你，而是事實。」
如果你感覺自己不是特別smart，又不是出口論點無數，跟系主任在前排四目交投，又有甚麼好處呢？「冇冇冇，可能我經常穿的外套，好紅噹噹，好似一個利是封。大佬啊，你穿這個樣子，誰都看到你走入來！」年輕的迷戀，往往是別人眼中的自己。不羈、紅色的躁動，非規範行為，在女教授眼裏，年輕不正應該如此？
「就是說，無論你是怎樣的你，她都會喜歡你？」記者問。
「是，否則做不到一個如此liberal的情況。」張美君在錄影教學片段大致說過：有些事情，如果你想做，要即刻，要適時做，你不做，那個人是會走的。
張美君於2011年獲得傑出教學獎，2015年去世後，系上網頁悼念她，形容她一輩子做了三輩子的事情。笑時嘴唇紅得讓她看似一粒士多啤梨的張美君，令周永康相信世間有天使：「我向來都感受到她是個好liberal的人，包容性好廣。她背後好像有對翼攬住好多人，那是她的光芒。」
「她（張美君）怎樣影響你？」
「學風，這種學風是他們的為人及教學，要我們經常反思甚麼是真相、事實。他們好關心學生，你感受他們揮發出來的能力。這個人，你真的好喜歡她，你被她吸引了。」
後來周永康信佛，是受司徒薇影響。按周永康所說：「陳允中是司徒薇的partner，嶺南有3位教授退休，羅永生、許寶強及陳允中，3個都是萬人擁戴的名師，良師益友。開始認識他們是雨傘之後，雨傘運動之前，我跟他們交情很淺。陳允中在學聯罷課時候做公民講場統籌，司徒薇在我報MPhil以前做過《學苑》，我修過她的課。」
2015年新年，司徒薇送了一本《The Joy of Living》給周永康，從佛理到生活，開壠了周永康的心。「 當時我心裏有好多疑問、煩惱，雨傘之後大家情緒大起大落。我自己如是，身邊的人如是。退聯發生，我受到好多批評，如何理解批評，有些同路人好傷心，你不知怎樣回應，有些事，有理說不清，有些你認為不公道，有些你內疚，有些你不知如何解釋事情的複雜性……」
一個人送的一本書，有時成為一個階段的出路，那是因為書裏面，找到自己的投射。
「他是team builder 本性慈悲」
司徒薇對記者在電話裏這樣形容這位傘運學生領袖：「他不會兇猛，本性溫柔敦厚，喜愛看也斯的詩，人緣太好了，因為『抵得諗』，才會被人選了上來（學生領袖）。他關心同伴及身邊的人，絕非政治動物、戰鬥機器，他只是個team builder，關心別人，都是出於本性慈悲。」她甚至認為，周永康追求的民主，不過是他追求眾生大公平、大慈悲的一個很細少的部份。
司徒薇曾教周永康的科目包括學習把哲學應用於生活的Advance Theory Seminar，也有一科是「一對一」的獨立研究，周永康選擇了研究香港獅子山精神的論述。從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人的生活精神面況，到2000年後被梁錦松用作官方和諧論述，至雨傘運動再次被爬山俠客在獅子山掛上「我要真普選」，又再重新扳回一種民間闡釋主導位置，周永康以不同年代的獅子山精神，演繹香港人對身份認同的不同看法。
他喜歡聽司徒薇的後殖民理論，「香港是後殖民城市，好多時因為英國殖民文化政策，令到今日有好多遺留下來的政策或者習慣、喜好、偏見，是我們完全沒注意的」。至最後一課講佛學和哲學思考，東西交流，西方政治思想之不足，以佛學彌補，達到真正人的自由、自主，「你發覺，哇！好厲害啊。博通所有事情，而且make sense，完全融會貫通」。
他開始明白，佛學不是入廟拜神，而是可以說服人的智慧，更感覺自己被說服了。「看《The Joy of Living》，修行僧人對科學家好有興趣，對創新科技及知識好渴望對話，然後你見到好多西方科學家想同佛學有聯繫、對話，想了解到底心理學是怎樣一回事，探索人的內心，面對焦慮、憤怒、恐懼、情緒，怎樣跟他們同生共存？」如司徒薇所說，人的腦袋是有彈性的，佛學上的慈悲、智慧及力量，能改變身心靈及外在環境的困苦。
佛學、修行、投入社會，周永康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一年，也抽時間到倫敦西南部一個有修行人參與的中轉社區Totnes，了解社會運動下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完成哲學碩士課程後，為了參與公民抗命佔領運動還沒有「找尾數」，他甘願回港，面對覆核刑期。
學佛的人，入獄當刻，懂得觀照自己一舉一動，「從上扣，到步上囚車，駛出法院，走上公路，直至到達監獄，我一直留意着，好想把每一刻都記下來」，他希望用智慧面對一切後果。獄中，也一心等待朋友寄他法國哲學家Michel Foucault關於監獄規範哲學理論書。最終等到出監，書還未寄到手，「我跟他說，沒事，飲茶時候你把書帶來，我真的好想看」。
囚中年少日，羅冠聰總是不停書寫他那本「死亡筆記」，聽說現在仍在趕工。如果周永康提筆書寫，懲教職員會掩着胸袋名牌探頭來好奇一下，知道是寫獄中情況後，說一句「衰鬼」便走開。「有朋友說，藍絲跟黃之鋒時常針鋒相對，之鋒會挑機，跟他辯論政策。日見夜見，不停辯論。」
「懲教人員有分藍絲黃絲？」記者問。
「我聽之鋒那邊有個好明顯有藍絲特質的懲教職員，我這邊不明顯，甚麼光譜都有。由參與、聲援、心裏面支持都有。」
「有無人靜靜雞講出口：『我支持你㗎』？」
「有嘅有嘅，有靜靜雞，也有心領神會的。」
曾經有懲教職員做了某種事情，周永康跟他說多謝，對方說：「欠咗你哋㗎嘛。」然後大家不說話，心照。亦有職員開首對他很有成見，認為他搞事，但到後期也會跟他說話，「有職員對我說：『其實你個人不錯』，或者會跟我說：『共勉之』。」
學佛人出獄，又是另一番觀照，「上了懲教車，開出監獄，前往高院，突然呼吸自由氣息，那時我思考，自由其實好貴乎內心是否能自視自己的想法。為何那刻有這種自由的想法？是我太水皮，修行未夠，好膚淺，所以有種誘惑，覺得出面世界比較自由嗎？」他說佛陀修行跌跌碰碰，一樣學過各家各法，也曾做苦行僧，「他思考是不是要置自己於好苦的狀態，才可以修成正果？最後結論：不是。」
記得出獄第二天，周永康跟記者6小時無間斷對談，從那天開始感覺學運之子內心世界，跟當下真實世界一樣不澄明。傘運裏的hehe如今又怎樣？
「他情緒不好嗎？」記者問起岑敖暉近況。周永康說離開監獄當天，岑敖暉因為身體不適，沒有來見戰友。
「我也不好吖。」傘運3年後的今天，他如度苦海，接受訪問，用詞充滿猶豫不自知，瞻前顧後，怕自己開空頭支票，總是先求諒解再闡釋立論，今天，他太知道一句說話、一步路的重量。
他看民主不只是辯論，是以人為本，關懷人的需要，才有力量。「但過去一年，黃之鋒對人越來越關心，我好感動。」他在美國時，曾經去探梁天琦，兩人對靈修都感興趣，有好大共鳴，希望更了解自己，明白不足，做得更好。
重新建立信任 實踐政治
「你懂不懂看前面的路？已經有規劃還是在茫然摸索？這個旅程，這一刻你在哪一個階段？」記者問。
「我沒有這種智慧及高度去回答這問題。以我有限了解及知識，隱約看到前面是會去美國西岸UC Berkele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讀博士，未來幾年地理位置在此。第二個層面，將來是怎樣？我會覺得好扣連現在這刻。將來如何，跟我每日、每刻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有關。」他希望用每刻清醒，每刻堆叠，在日常中實踐政治、實踐方向、實踐自我價值觀，「前路不是說好多年之後，下一個剎那，就是你的將來」。
用行動去回答眾生的疑問，這是一種巨大的力量。他說：「修行人，則重一句話：Don't speak, practice it.生命實踐，人家會看見，看見時候你再說，水到渠成。」
「這些質素，去處理政治，是非常重要？」
「我覺得非常重要。人倫關係，人與人信任關係好重要，今天信心消散、崩潰，民主陣營好似大家都無信任，好多批評，不知從何建立信任，有時候，別人說的，只是換了語言，我們用慣常方式去說民主、自由，其實他們說的是相同的東西。」
8月入獄前，周永康特別去找何秀蘭道歉，因為知道她曾經對學生很失望。他還對記者提起見過佔領運動其中一幕，學生要把李卓人推出防線前面，想讓他去被警察打。他也很記得，獄中懲教職員問他：「20多年來，涂謹申做過甚麼事情？」這一刻，他用問題回答問題：為何香港多年學運、民主運動發展的內容，都沒有被書寫記錄？他做了一個行動：「阿涂，我投的票是給你的。」
春夏秋冬，日月如梭。下一個剎那，就是將來。
■記者冼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