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趙川表弟失聯三十年後再見到面，靠的是另一位表弟北島的太座甘琦；是她告訴我國際詩歌節音樂會來自上海的趙川也會去，上次見面是在香港的八十年代尾，表妹趙矜的婚禮彷彿在當時的利園酒店，舅舅舅媽也從上海趕來辦喜事，鬧烘烘喜洋洋的記憶已是上一個世紀的事了。
曾在三藩市住過院的前輩羅孚，回港後曾告訴我，原來表妹趙矜是主治他的醫生之一呢，那是九十年代了。
和舅舅一家人在上海見面時，台灣尚未解嚴開放，我帶着闊別上海三十多年的母親同去，之前還得在香港律師樓簽一份文件，當時是我那雜誌社的法律顧問律師劉海慶替我們迅速辦妥且不收費，母親乃大奇而評曰：怎麼香港的律師這麼好呢，台灣差得遠了。
舅舅是鴛鴦蝴蝶派文人趙苕狂唯一的兒子，我母親則是長女，姐弟兩人有十六歲的年齡差距，不料那次見面竟成了他們此生最後一次相見，舅舅如今已八十六歲，目前在三藩市渡晚年，而趙川是他唯一的兒子，初見他時還是個小學生，畫得一手好畫，兩岸開放後他多次訪台還分別拿下兩次台灣文學創作小說獎的冠軍，正是才子一名。 當年的小學生今年剛好半百年華，原來中間又相隔三十年沒見了，而母親離開人世亦已十三年了，表弟原來是應瑞士一家搞劇場人士之邀，來替表演的學生們開班授課排練，為期兩個星期的密集教學……，正在此時，我那表妹也因為家公病倒，兩夫婦連夜從美國飛來，終於都在同一個城市了，然而在各自的羈絆中相會無期，又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仍茫茫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