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41年，美國國會再次問到這個問題：總統是否有權發動核攻擊？上次提出質疑是七十年代，那是冷戰年間，美蘇核武庫最少各有幾千核彈頭，美國當時的計劃，一旦爆發核戰，三個核彈攻擊一個蘇聯城巿。如今世界氛圍遠比當年承平，同一問題再度浮現，尋根究柢，便是因為特朗普。到了前幾天，輪到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海騰被問到，倘若特朗普下達違法的發射核彈命令，他會怎辦？海騰說他會這樣講：「總統先生，這是非法的。」但是最後海騰還是說，「我的職責是向總統提供建議，由他決定怎麼做。」
憲制上，美國總統是國家元首兼三軍總司令；雖然根據憲法權力，宣戰權在國會，但這條律例早已名存實亡，「戰爭」與「衝突」的理解各持己見，行之有年的做法是打了才說，除非是波斯灣戰爭這類，否則的話，動兵之前通知國會已算給足面子。但在動用核武這一層次則是清晰無誤：總統一人決定，國會無權干涉；儘管總統可以諮詢國防部長或內閣成員，但他們沒有否決權，亦毋須官員同意。這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後為自己度身訂做的使用核武守則，原先的設計便是如此，總統一肩挑起軍事及政治的巨大責任。這一情況，72年前杜魯門總統就曾經面對，他在日記寫道，「這是落在我們的一個重大責任」（It is an awful responsibility that has come to us）。
1945年，杜魯門下令向日本投擲原子彈之前，面對四個選擇：一、繼續以常規炸彈轟炸日本，二、陸軍攻佔日本本土，三、展示原子彈威力，四、用原子彈轟炸日本人口密集地區。第一個選擇，1945年3月，美軍以燃燒彈空襲日本，死了8萬人，日本仍然拒絕投降。第二個選擇：評估過後，美軍登陸日本的代價將是傷亡慘重，「數以百萬計」，故不可行。第三個選擇，在甚麼地點試爆原子彈？請日本甚麼官員來觀看？看了試爆之後若遲遲未覆應當如何？一旦試爆失敗會是怎樣？杜魯門徵詢專責委員會的意見，得到的答覆是：不建議以技術展示結束戰爭，「除了直接用在軍事上，沒有可接受的替代選擇」。這樣，第四個選擇變成只是執行細節的調整，對大局構成不了根本影響：原子彈最終投擲在日本本土，不只一個，而是兩個。
這就是說，上次美國投擲原子彈時，總統徵詢意見的結果是支持，不是反對，連是否合法的質疑也沒有。美國國會如今再問這個問題，有一說法是因為特朗普今年8月關於北韓核危機的發言，警告平壤勿再威嚇美國，否則會遭遇世界從未見過的「戰火與怒火」，有分析指出，此語與杜魯門以原子彈轟炸廣島前的言詞相似。到底是否特朗普這句話，觸發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重提總統使用核彈的法律質疑，抑或國會議會純粹是忽然想重新釐訂總統的核武使用權，當中沒有一個具說服力的確定講法。然而，這卻在另一個側面折射出美國國會對核戰爆發的困惑，以及對特朗普是否有足夠智慧決定使用核武的質疑。
特朗普的智慧是否無與倫比，這要待未來三年任期一一審視，但特朗普顯然不是智力零分。在北韓問題上，特朗普從1月上任到8、9月間，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戰火與怒火」固然是口頭的狠話，實際上美國是動口不動手。到了9月10月，美國的策略已是清楚傾向以談代打，或者退一步說，戰爭是排到很後的選擇。到了這個星期，美國國務院宣佈北韓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這個名堂也許很嚇人，卻是凸顯美國更加傾向從外交封鎖或貿易制裁兩個層面向北韓施壓，而不是快速轉向以戰爭解決困局。否則的話，列入與不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北韓都要捱炸，那末華府何須多此一舉、還要費盡心力聯合各國組建反對北韓核武統一戰線？成本與利潤掛鈎，特朗普是生意人，成本分攤中俄日韓一眾國家，一旦解決便是美日韓盟友肚滿腸肥，於特朗普而言，這筆賬當下應是這樣算的。
嘴上鷹派 行動鴿派
戰後美國出過各式各樣的總統，有後補頂上連任成功的杜魯門、大戰英雄艾森豪威爾、愛爾蘭裔世家子甘迺迪、共和黨右翼尼克遜、南部鄉巴佬卡特、冷戰強人列根、民主黨中間派克林頓、德州布殊家族、中西部黑人奧巴馬。到了特朗普，則是罕有的一介商人入主白宮，既欠缺完整政策論述，執政歷史無迹可尋，國會的質疑於是其來有自。可是時間長了，總會露出些許蛛絲馬迹，特朗普計過算過，目前處理北韓危機以談代打以圍代攻好了，「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這個名堂一出，大勢已是昭然若揭，打仗出兵，日子還遠着。這十個月來的總統初體驗，特朗普嘴上是鷹派，行動則有着鴿派模樣。從歷史看，一戰、二戰、韓戰、越戰，上世紀美軍死傷慘重的四場戰爭，都是民主黨政府時代的產物，1991年才由共和黨老布殊領軍打一仗波斯灣戰爭。共和黨表面鷹派，實是鴿派商界利益佔主；民主黨理念先行，打仗變成實踐理想，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也難逃此一規律。
某程度上，美國國會的質疑其實已有答案：特朗普此刻不可能發出非法的使用核武命令。杜魯門面對終結世界大戰的歷史時刻，仍須考慮四個選擇，現時的特朗普連面對戰爭也說不上，何須在使用核彈這些事自尋煩惱；他亞太五國之行跑了一圈之後，短期內大動干戈的可能更小了。
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