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普遍仍是認為審計報告像申訴專員公署報告一樣，多少有種為市民討公道的作用，以致每次審計報告一出，勢必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而今次審計報告第一章關注的，正是「社會福利署對整筆撥款的管理」。報告指出社署在監管非政府機構上種種不足，部份機構亦未有按《津貼及服務協議》處理機構的財務或提供適切的服務。
審計署為政府查找不足，也為市民及議員提供一把尺，用以監察政府，對政府的資源錯配、行政失當等問題有節有理地提出質疑。審計署以此黑白分明的尺量度社署整筆撥款管理，大概也量度到社福界長期面對的苦況：《津貼及服務協議》長期沒有檢討，令服務量及標準均與社會需要脫節；機構財政欠缺透明度，沒有善用公帑，部份機構未能提供良好管治；機構員工流失率高，薪酬待遇影響員工士氣……作為整整17年活在整筆撥款制度陰霾下的倖存者，當然要先感謝審計署以「時機合宜」來形容「檢討以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安排」。
然而，審計署的審計尺只是云云眾尺中的其中一把。如果社會上可以有另一把社會公義尺去量度政府的公共財政，或會發現政府在龐大財政盈餘下，將大量公共資源投入在基建項目上，撥款極之寬鬆，每遇超支則予以補貼，但對社會福利、反歧視、維護人權、環境保育的撥款則極之嚴謹，從來不容許超支；政府可以面不紅氣不喘地投放大量資源去資助商界和補貼市場，卻對弱勢群體的服務發展和長遠資源規劃束之高閣。
整筆過撥款制度已運作了十七年，香港社會的人口、家庭組成、社會需要等已大大地轉變，而社福機構不少服務的人手標準卻是原地踏步；個別的社會需要在欠缺整全和定期的規劃下，多年來均無法滿足，不少兒童、長者、殘疾人士均活在匱乏和社會排斥的狀態下，一直掙扎卻未能輪候到適切的服務。面對政府的資源封頂及龐大的社會需要，有些社會服務機構及社福同工用盡各種方法滿足市民的需要，有的不停籌款，有的不斷尋求商界合作和資助，有的多聘請員工滿足服務需要……希望頂住「服務跟災難走」這個令人沮喪的黑箱。但到頭來社福界卻得到「以撥款補貼非協議服務」（即交叉補貼）的惡名。難怪社福界會有：「究竟是誰在補貼誰？不是政府補貼機構，而是機構補貼政府」的委屈和怒吼。
審計報告固然是指出了整筆撥款制度下，社署監管與機構管理的窘態，但更不能忽略的是，香港社會福利政策中制度之惡。面對千瘡百孔的社福現實，社署和機構均只是在這糜爛的制度下苦苦掙扎，例如加強監管、巡查、多加提醒、指引等等。顯然，這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而這恐怕只是較一味將問題歸咎於個別機構、管理層、服務單位的「個別化策略」稍稍好一點而已。
邵家臻
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