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特首競選的電視辯論中，唐英年揭2003年梁振英在行會說要出動防暴隊和催淚彈來對付示威者，梁矢口否認，唐的一句「你呃人」成一時潮語。2014年傘運初起時，傳聞梁振英曾表示考慮開槍，但被習近平制止。這兩個消息，都因為日前梁振英公開說「以國家名義殺人，不犯法」，而得到旁證。再加上他曾提出應向下令六四屠城的鄧小平頒發諾貝爾獎，此人生性殘暴、為追逐個人權力而不擇手段、把國權置於人權之上的觀念與個性，暴露無遺。
以國家名義殺人，假定所殺的不是刑事罪犯而是示威者或異見人士，那只有在國權高於人權的國家，才「不犯法」；但在人權高於國權的國家，掌權者的罪責卻一定會被追究，也就是很可能觸犯了憲法所賦予的國民示威權利。
德國出版的公民思辨讀本《人權與民主篇》中，指出人權高於國權，因為人權是作為人的「一種自然權利，它與人的本性一致，它讓人成為人」，亦即人權不是被法律制度設計出來的，而是自然天賦的。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1632-1704）認為，人生而有三大自然權利：生命、自由、財產。國家的意義和目的在於保障人類這些基本權利，所以人必須讓渡一些權力給國家。因此國權其實是由人權讓渡出來的。
當然，國家主義的國權，就不是由人權讓渡出來，而是由一群人打江山打出來、沒有經過人民的投票授權而強加給人民的。因此，它是國家權力的最大化；而由人權讓渡出來的國權，則是人民權利最大化。
但即使是由人權讓渡出國權的政體，德國最新的公民思辨讀本也認為，對人權進行制度性剝奪的，通常是國家；無論是打國家悲情牌、國家安全牌、國家團結牌，國家，總是殘害公民人權的最大魔怪。
「從自然法來看，人權是在國家之上的權利」，因此，當國家成為人權的迫害者，「每個公民都可以起來反抗」。我們是先成為一個人，然後才成為一國的公民。公民的抵抗權，正是立基於人權高於國權的理念。即使是緊急狀況，即使國家陷入戰爭，也不能傷害公民人權。
以國家名義殺人，是否如梁振英所說的「不犯法」呢？由於人權在國權之上，因此人權是普世的。國際上，不僅訂有兩個人權公約，而且2002年聯合國成立了國際刑事法院，設一名檢察官和18名法官，法官每9年選舉一次，他們可以對那些犯下屠殺、戰爭、違反人權的政權追究責任。在此之前，國際社會為審理前南斯拉夫和盧旺達的戰爭犯罪，已經成立了兩個國際特設法庭。國際刑事法庭設於荷蘭海牙。在這裏，國家或政府領導人，甚或聯合國官員都有可能成為被告。這是針對在當事國無力去起訴侵犯人權的嫌疑犯的補救措施。
但不是所有國家支持這個國際法庭。至2016年，有124個國家同意簽署1998年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但中、美兩國至今未簽署，美國的理由是不願自己的公民在世界其他地方受審，他們表示：我們可以自己來。中國則沒有給理由，相信是擔心一旦簽署就有太多人成為被告了。
以國家名義殺人，即使在國權至上的國家不犯法，但也犯了危害人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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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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