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強調牢牢掌握對港澳「全面管治權」。這種把一國兩制重構為「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有機結合」的論述，一如既往地獲得以強世功為首的親北京學者全力護航。
強世功在10月下旬，就連接在《明報》發表三篇文章強調：一、中國文化向來推崇有容乃大的朝貢體系，而非西方具侵略性的商業資本主義和槍炮殖民主義；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為其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習近平更史無前例地成功利用這種主義建構「凝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三、港人須具備所謂的時代感和大局觀，才能領略到習近平對港政策的奧妙。
然而，古時的朝貢體系實非如強世功所指般具平等性和包容性。在這個體系下，中原王朝會以天朝自居，藩屬國須對其頂禮膜拜和進貢，天朝會因應特殊的情況以錢收買藩屬國，但這並非出於平等尊重它們的緣故。如今北京制訂一帶一路戰略，正正是這種朝貢體系的寫照。此外，朝貢體系經常強調華夷之別，而非強世功所認為的「多元一體系統」。
對強世功等人來說，馬克思主義更是用以掩飾國家專制獨裁的幌子。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多強調民主是實踐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石，而非以實踐社會主義的名義集權於國家。由俄國十月革命至今，所有大搞個人崇拜和獨裁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領袖，無不以釀成大災難收場。今年正值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新馬克思主義者紛紛以過往的悲劇為鑑，中共卻把國家集權寫入中共憲章，可謂是天大的諷刺。
說穿了，強世功之流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乃把納粹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極右國家主義中國化，即以全面管治權之名，要香港等邊陲地區全面臣服於國家集權。在這種極右國家主義中國化的進路下，施密特理論大幅度被中共吸收，例如施密特強調以恒常的緊急狀態去區分敵我和進行鬥爭，十九大報告中就23次提到「鬥爭」一詞。
與此同時，《國歌法》正成極右國家主義延伸至香港之利器。上周，馬恩國引述李飛指，日後香港就《國歌法》作本地立法後，馬場在播放國歌期間，所有馬迷也須肅立，與此同時強調會有例外的情況，只要不構成刻意公然侮辱國歌，執法機構大多會寬鬆處理。可是，正如施密特所指，緊急和例外狀態的詮釋權，往往牢牢地掌握在主政者的手上，如主政者認為有額外的需要，他隨時可擴大緊急和例外的範疇，被統治的人只能處於被動狀態。現時沙田馬場固然只有在重要的賽事日才會奏起國歌，但倘若中共日後認為有加強「洗腦贏心」的必要，它隨時可把沙田馬場奏起國歌的例外常規化，甚至要求香港賽馬會「日日播，天天播」。
如此下去，主權移交不足50年，香港便由「馬照跑，舞照跳」，變成「馬照跑，要肅立」。所謂50年不變的承諾，在強世功之流的極右國家主義者眼中，不過是一張束縛不了國家集權的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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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庭輝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