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後，緊接月底開人大常委會，議程包括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即需在香港立法施行。早前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指港府需將噓國歌市民記錄在案，待立法後處罰。在北京出席十九大的李飛表示人大常委將討論《國歌法》是否具追溯期。
林鄭說會在本地立法時諮詢，指本港法例並非很多有追溯期，但「唔係完全冇」，如《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某程度都係話喺從前嘅日子嚟生效嘅」。她以民事立法來比喻刑事立法，又將生效期說成是追溯期，明顯混淆概念。中大法律學院院長Christopher Gane表示，按香港人權法案規定，刑事法律不可具追溯期，也是人權的基本原則之一，不能動搖。
但律政司和香港法院，早前在DQ四議員案件中，已將人大釋法內容追溯釋法前的行為，可以說人權基本原則，已經動搖了。只不過不是刑事追溯而已。
現代法治社會廣泛接受的司法理念，是由英國法律權威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所確定的3個基本元素：第一，不溯及既往原則，沒有人會因為違反尚不存在的法律而受到懲罰。第二，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上，包括所有男女，且不論其社會地位或其情況。第三，法庭的決定是維護人權的最後防線。
中共國因政治需要而使法律具追溯力，是常見的事。因此而置身現代法治文明國家之外。最明顯而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上世紀80年代初，大陸的刑事案件大量增加，鄧小平在1983年提出要從嚴、從重、從快打擊犯罪，於是法院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放一邊，為了要達到社會滅罪的「效益」而從重從快判刑。一些年輕人只因在街邊玩牌，被指賭博而判重刑，有的已判罪並已在服刑，也要抓出來重判無期徒刑或死刑。滅罪短暫「效益」或達到而法治進一步沉淪。
立法然後讓法律具追溯力，在大陸來說已經算是較「文明」了，更多更普遍的現象，是以政治鬥爭、以行政命令去追溯一些已經發生的事，甚至久遠的事，以此為理由將人入罪。大陸盛稱「秋後算賬」。甚麼是「秋後算賬」？《漢語大詞典》解釋曰：「待到事後再對反對自己的一方進行清算處理。」立法追溯噓國歌市民，即秋後算賬。
中共更習慣以追溯一個人的所謂歷史「污點」來對人作政治甚至道德否定，比如在中共建政前，曾經與日偽政府中人或國民黨人有來往，於是這歷史污點就成為檔案跟隨你一輩子，是「一個人的影子」。政治鬥爭激烈時，連劉少奇參加過工運都被誣為叛徒、工賊。翻看中共的歷史，大都是秋後算賬、藉追溯既往而展開內部鬥爭的歷史。可以說，若政治或法律沒有追溯力，就沒有中共的歷史。因此，追溯力是中共政治鬥爭的法寶。
世界上有兩種立法，一種是沒有追溯力的普世立法，一種是具追溯力的中國立法。香港法庭在處理DQ案時，已如張曉明所言，彰顯了中共釋法的權威。且看立《國歌法》，是否也彰顯中共立法的權威，進一步向一國一制靠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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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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