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經濟學範疇中，近年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最大，應該要數行為經濟學。英美以至其他先進國家，紛紛設立所謂的Nudge Units，研究如何透過人的非理性行為，提高政策成效。不過，從行為經濟學衍生的施政理念，也不是沒有盲點：「假如一般人受到非理性因素左右決定，我們又怎樣去肯定官僚和政治人物的決定，會合乎公眾的最大利益？」
經濟學中有一門叫「公共選擇學派」，專門研究官僚和政治人物作決定時，如何受個人利益影響。不過嚴格來說，公共選擇學派仍然循新古典主義的一套思想發展，沒有突破到這些公共決策過程中，可能涉及到的非理性行為。
在公共範疇的非理性行為研究，也是政府透過「小改變」達到「大改善」的契機。一般而言，在公共政策的範疇，施政成效不彰，就直線地歸咎於「資源不足」。很少決策者會想到，同樣的資源只要換個方法便可以得到更大的效果。
以公共衞生為例，無論是前線醫護人員，抑或是遠在總部的管理高層，見到醫療系統的情況，往往就會想到只要增加資源便可以改進結果；在他們的思考框架中，透過調配資源的比重，其實也可以達致多贏的結局。
早幾個星期，見到有關注病人權益的組織提出建議，要求醫管局鼓勵醫生在處方控制精神分裂症的藥物時，更多使用第二代的長效針藥，取代現時的口服藥。口服藥要靠病人和照料者準時服藥，但由於舊式口服藥或多或少有一定副作用，加上照料者要同時應付病者的其他生活所需，所以停止用藥的機會率極高，也衍生出不少其他的社會和醫療成本；根據病人權益組織的研究，有不少照料者因為要確保病人準時服藥，相對的壓力引發出各種情緒病問題，構成另一重的公共醫療成本壓力。當然，因為未能準時和有規律地服藥，令到不少精神分裂症要再度入院接受治療，也同時增加了醫療成本。
世界不少先進國家，已增加使用第二代長效針劑的比例，雖然第二代長效針劑的費用相對昂貴，但長遠而言減少了住院和其他的社會成本，整體來說仍然是更合乎成本效益的選擇。
醫生其實是可以選擇處方第二代長效針劑藥，可是在現時醫管局的系統當中，預設的選項，卻是口服藥物。從 Nudge 的角度，有理由相信在作出決定的一刻，預設選項影響了醫生的判斷。當然，為何會有這個預設選項的設計，也可以從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解釋得到。我想說的是，雖然制訂政策的人口口聲聲說會考慮成本效益，但在真正提出建議的時候，往往因約定俗成的緣故，左右了他們的決定，以致結果未必是最合乎社會的最大利益。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無論任何人，又或者公營機構和私營部門，都會因微觀上的制度設定，影響到決策者如何在有限資訊的情況上，作出最有利的決定的可能。這應該是所謂行為經濟學當中的重中之中。
李兆富
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