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Richard Thaler）研究的叫行為經濟學；這個門派最大的突破，就是放寬新古典主義中「人是理性動物」的假設，但仍然可以有系統地研究分析人的行為；當然，背後的另一些假設是，人的「非理性行為」，仍然有一定的規律，有迹可尋。
坦白講，塞勒對公共政策的影響，甚至比他在學術上的建樹更大。2009年塞勒與薩恩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的《Nudge》，提出政府要以「選擇的建築」（Choice Architect）的思維，循序漸進的懷柔手段，令消費者改變習慣。世界各地政府，亦紛紛設立稱為nudge units的政策研究中心，去檢視和微調公共政策。其實在資訊科技界，亦有類似現象；許多以資訊科技平台進行宣傳銷售的企業，都會設有「增長駭客」（Growth Hackers）的職位，以工程和科學實驗方法，取代傳統的市場行銷。
說到底都是因為今時今日的資訊科技，令到收集分析數據的成本大降。我不知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百忙中有沒有空閒去研究Nudge的精神和應用，可是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也有提及她在競選政綱所說的：「……提高政府資訊及數據的透明度，包括研究開放更多政府數據，作為社會研究及市民參與議政的基礎；並以客觀和實證為基礎，從事實出發，憑着力求創新的作風，持續檢視和改善現行政策。」這反映的精神和價值與世界各地的大趨勢不謀而合。
此外，中央政策組亦將改革成以實證為本統籌跨政策局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就市場規管的問題上，我希望往後的政策設計會考慮以下幾點：
一、政府介入市場，其中一個原因是要確保供求雙方，在權益有公道的處理。然而，共享經濟模式下，平台透過促進資訊流通，其實也是借供求雙方互動，共同創造最大經濟效益。所以在設計平台的規管時，應該以最基本的標準，作為市場進入門檻。事實上，傳統的發牌制度，原則上亦只會為產品和服務訂下最基本的標準，也不能構造適當的誘因提升產品和服務的水平。要令產品和服務水平不斷地提升，重點在於市場競爭，降低進入門檻。
拋棄舊思維 藉科技與時並進
二，政府干預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規管經濟活動造成的「際外效應」（Externality）。例如在交通政策上，在每日不同地區不同時段，都會出現不同的交通狀況；共乘平台往往透過價格調節供求，政府不宜過份介入。不過，共乘平台所提供的即時資訊，卻可以為政府提供即時交通管理的可能性，包括適時彈性的電子道路收費。以上所提出的只是其中一個可能，重點是，監管經濟活動的「際外效應」有許多方法，也應該藉數據科技與時並進。過去那種借發牌訂上限的方法，是舊思維，也製造不少扭曲。以 Nudge 的思維去構想，應該研究如何透過各種設計令市民的個人誘因與社會價值一致，達致有效施政。
最後，施政報告提到開放及使用數據。首要工作，其實是從最根本去思考，政府如何由以「文件的交易」（document flow）營運的傳統官僚機構（bureaucracy），轉化成由「具結構的數據」（structured data）的資訊型組織（information organization）。政府每日運作，都在製造和使用資訊，問題是這些資訊如何建立起有用的「模型」（models）和「應用」（applications）。假如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招攬人才時從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方面着手，或許只會找到傳統以意識形態主導關心時事的年輕人，但是將範圍擴闊點，包括更多的人才，或許可以像「心理＋經濟＝行動經濟學」般，創造管治新景象。
李兆富
共享經濟聯盟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