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昨文，馮敬恩老師對他說：「個人的幸福，是社會幸福的大前提」， 我對這話特別敏感，因為曾經聽過好幾個人，說着類似的觀點。
有一個說：「他們那些年輕人，錢也沒賺過，能有什麼本事？不知世界艱難，憑他們？他們又憑什麼？」這不是我聽過有關「鬧事」年輕人最難聽的。事實上，也不能說完全沒道理，「鬧事人」若知道錢難賺，就更明白、更體會到為什麼反對他們搞亂檔的人，總是沈默大多數：錢越賺得多掣肘越多，錢賺得不夠，更緊抱着沈默換來的金。於是，更明白要爭取這些中間份子，是如何艱難，又如何重要。
我聽過對這種熱心「鬧事人」最難聽的話，並非來自何律師何基督徒之同道中人，而是為個人謀福利謀得很努力，同時也很用力批評時局，很強調要走中道的人。所以難聽得更震撼。
那人對我說：「你有沒有留意到，那些對社會運動很積極的年輕人，都是頭腦有問題，神經都有點毛病的。」其實意思幾乎等同「沒搞好個人幸福，才會熱衷於搞運動，搞破壞。」那人還舉例，去年台灣反課綱運動時，有名學生，選擇犧生好讓議題能繼續保持熱度，得到媒體關注，不要又再一次的不了了之。這方法無疑過激、這犧牲一定不值得，因為，在一個善於「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熱衷於「監察挑剔受害者」的社會，只會讓運動升級而變質。最無可奈何是剛巧那名犧生的學生，又給查出有看抑鬱症的病歷，讓我一時無語。
我一般不輕易為這些事情與朋友吵架，否則又予人話柄：看，你幹麼忽然那麼兇，社會就是給他們這樣這些人撕裂的，難道你也像他們，一講到這些，腦筋就變得有毛病了？
我只能回應說：「社會運動人那麼多，挑一兩個有你認為的毛病出來，又有何難？」然後，也只能嘲諷說：「若精神沒問題，也真不願意出這個頭，誰保證過不用坐牢的？」
不要予人以把柄，這讓我想起馮敬恩在求情信裏寫道：「一位前港大學生會幹事的短訊：剛才在電視上見到你的行動，你這樣把門一拉，就拉倒了你與大學的對話橋樑。」我當時也是這樣想，那道門若是給搞爛了，在很多人眼中你就成為爛人一枚，跟你對話的壓力也轉移到你這行為合不合法、合不合適、有沒有聰明智慧去了。可是此事過去之後，也沒人再衝擊鬧事了，副校長職位還不是繼續懸空，反而連校長都要離任了，港大的問題解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