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太多證據看見威權法治在香港步步進逼，政治檢控、人大常委會無限釋法來褫奪議員資格、傳媒歸邊、文革式批鬥、選擇性執法等，實是罄竹難書。香港各個階層不少地方已失陷了，但還有兩個地方是威權政府誓要攻陷的，就是法庭與大學，它們一直是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最重要堡壘。過去，法庭與大學都享有高度自主權，在關鍵時刻都能發揮作用，有效抵擋威權政府進逼及孕育出堅毅的抗爭者。
可以肯定，威權政府在過去一段日子，加大了力度，用各種方法把法庭與大學置於其操控之下。法庭與大學的領導層應是最直接感受到來自威權政府的威脅。但很奇怪地，我們發現法庭與大學最近做了一些事，意外地讓我們覺得它們好像是背棄了過去一直尊崇的信念，反配合威權政府去打壓抗爭者。
幾任的大律師公會主席都叫公眾要相信法庭並沒有受政治壓力，不要批評法庭的裁決，即使有法官在判詞中的取態及用字，竟與親中報章一致。大學校長們發表聯合聲明，竟不是捍衞大學內的言論自由空間，反是重複威權政府的說話，申明反對港獨，但只能說出是違反《基本法》，卻說不出是違反了哪一條刑法。為何會出現這種改變呢？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法庭與大學的領導層，正因他們強烈地感受到來自威權政府的進逼，像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面對納粹希特拉的威脅時，採取了綏靖政策。這些法律與大學精英受自己過去的經歷及所處位置的局限，與當年張伯倫一樣，缺乏抗爭的意志，故面對步步進逼的威權政府，他們第一步已否決了與威權政府開戰以保法庭及大學的自主。
這些法律與大學精英認為威權政府只是要打壓公民抗命及港獨思潮，若能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威權政府就會「收手」，不會再進一步壓迫法庭與大學。他們認為若不想方法在這階段滿足威權政府的要求，那麼威權政府是有能力進一步入侵，令法庭與大學的自主受到更大傷害。故為了保住法庭與大學的自主空間，他們只能犧牲這些少數人的權益，尤其是港獨思潮，反正在威權之下，這些想法也沒有出路。
但歷史告訴我們，當年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最終是失敗了，並不能遏止納粹德國的全面侵略，雖的而且確是把戰爭發生的時間推遲了幾年。但也可能因英、法的讓步，令納粹德國能在歐洲大陸取得了更多據點，也多了時間做全面進攻的準備。當戰爭爆發時，防線全面崩潰，差不多整個歐洲大陸都一下子落入納粹德國的控制，只餘下英國負偶頑抗。
面對進逼不可讓步
因此，我希望香港的法律與大學精英們能看得到這歷史教訓，香港現在需要的不是張伯倫，而是邱吉爾。當然我不是要求他們即時與威權政府開戰，而是要明白威權政府不會滿足於消滅一些激進的反對聲音。在激進的反對力量被滅聲後，威權政府下一步就是要消滅其他較珉和的反對聲音，再之後就要社會內所有聲音都要受威權政府控制，即使是中立或非政治性的聲音，也沒有選擇餘地。
明白了威權政府的本質，就知道為了香港的福祉，也為了法庭與大學的自主與利益，面對威權的進逼是絕不可以讓步的，一步也不能。退卻一步，其實是容讓威權政府成功取得另一個據點。如果以為犧牲一些人權利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自主或社會整體的利益，那就是太膚淺了。
在此時此刻，當威權統治已變成事實，我們未必要即時與威權政府開戰，但必須在每一個範疇，都要更堅定、更聰明及更有策略地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守住陣地，不能退卻，不讓威權政府可輕易入侵。以威權的龐大力量，或許最終法庭與大學的自主還是會被干預，但起碼也要令威權政府付出極大代價。與威權的抗爭是長期的，故此這些努力還是有意義的，能為取得最後勝利打下重要基礎。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