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港鐵站內的便利店，自從今年2月的縱火案後已經停售打火機？
「有心縱火，又何須在港鐵便利店買火機？」無錯，世界無數風險，總不可能完全杜絕，可是站在營運者的角度，我明白「港鐵站內禁售火機」的需要。正所謂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假如再發生一次縱火案，而涉案人剛巧是在港鐵管轄範圍內買到火機，屆時社會輿論還會放過港鐵這個「方便的攻擊對象」嗎？
港鐵站內禁售火機，讓我想到1990年代美國連鎖快餐店面對的連串官司。話說在1992年，美國新墨西哥州79歲婦人Stella Liebeck，因為自己不小心，將一杯熱咖啡倒在自己身上，造成三級灼傷。事後，老婦控告快餐店疏忽，最終案件以少於60萬美元賠償庭外和解。
自此之後，幾乎所有知名的連鎖快餐店都遭索償。時至今日，美國所有售賣熱飲的連鎖快餐店，都會在杯上標示「小心熱飲」的警告。坦白說，誰不知道倒瀉熱飲會灼傷皮膚？但是這種「阿媽是女人」的反智現象，反映了社會一旦對權責混淆不清，結果是何等荒謬絕倫。
香港還未有美國般的訴訟文化，畢竟香港的司法制度未有所謂的集體訴訟（Class Action）；不過，法律改革委員會在2012年發表的報告書，已經在原則上支持分階段推出集體訴訟制度；當時就有關制度的公眾諮詢，亦收到35份支持建議書，反對和有保留的卻只有18份。有理由相信，香港推行集體訴訟制度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話雖如此，集體訴訟制度不是洪水猛獸，我也不認同「增加商界成本」是反對推行集體訴訟制度的理由。事實上，營商者的責任，除了是法律的問題，也是道德和社會預期的問題；當社會已經對營商者的責任產生一定的共識，法律所反映也是主流意見。
感性與法理不應混為一談
回到港鐵被縱火案。我依稀記得在案發第一時間，網上瘋傳的片段眾說紛紜。有人說香港竟然發生恐怖襲擊，也有人說涉案者與另一宗風化案有關。過了幾個小時後，主流媒體陸續報道，那是一宗沒有可能防範的偶發性慘劇。我也記得，當日有人說港鐵應變算是恰當，才沒有釀成類似人踩人的慘劇。畢竟，在香港這個人多擠迫的地方，火災固然是一大潛在風險，但是因為混亂而可能構成的傷亡也不可小覷。
公眾往往在重大事件發生後，記憶猶新時才會關注風險的問題。過了一段日子，輿論的焦點自然回到苦主的權益。港鐵被縱火案半年後，社會所關注的不再是在人多擠迫的地方有甚麼潛在危險，而是當日的苦主最終得到甚麼賠償。近日，立法會議員鄺俊宇連同苦主透過傳媒，控訴向港鐵的保險公司索償不果。
坊間的觀感是只要有投保，保險公司就應該向苦主賠償。其實，商業的第三方責任保險只是一種「預繳法律責任服務合約」，假如在合理的推斷下，港鐵沒有因疏忽而導致意外發生，保險公司的責任必然是以保障投保者的利益為大前提。當然，民眾可能會從感性的眼光去判斷，認為苦主應該得到支援，但賠償問題是法理邏輯的推論，兩者不應混為一談。以慈悲為懷的心態去協助苦主，更直接有效的方法應該是發起募捐。事實上在縱火案後，港鐵職員和公眾籌集了一筆善款，若然苦主仍然有需要，應該從這個方面着手。
當然，也不排除有人認為要港鐵賠償，是懲處的手段。正如外國的侵權官司，包括了以上提及到的Liebeck v McDonald's，也有懲處的元素在內。但事實是這樣的話，我們就要問，所謂爭取權益，又是否可以真正令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安全方便，還是會扭曲了責任這個道德標準的意義？
李兆富
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