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認識鄧永鏘爵士，不能矯情地說，他離世我多難過，倒是本地報導充斥「最後貴族」濫調，看了令人啼笑皆非。貴族這玩意，沒有最後，只有更後，莫說鄧蓮如男爵生勾勾，英國華人貴族新一代，尚有個香港父母所生的Lord Wei韋鳴恩。鄧永鏘的身份很微妙，香港人尊為「貴族」，曾蔭權稱他「hero」，《南華早報》題作「renaissance man」，若火星人剛巧降落，只看香港新聞，勢必以為死了個推動世界文明的偉人。英美大報訃文標題，則是不一樣的風光：《紐約時報》稱他「fashion retailer and raconteur」（時裝商人，擅長講故事者），《衛報》叫他「socialite friend of the rich and famous」（跟富豪名人友好的社交界名流），《金融時報》則說「bon vivant and FT columnist」（錦衣玉食佳公子，專欄作家）。洋人眼中，不過一生燈紅酒綠，沒有藍血，更談不上偉人。
集郵集到最高境界，本身就是驚人成就，鄧爵士的人生正好印證這一點。說他為港增光，未必，但平情而論，他確實完美示範了在今天這個貴族越來越少，土豪越來越多的香港，如何做個像樣的有錢人。《金融時報》訃文有句話一矢中的：「Tang was an eloquent ambassador for Hong Kong, deftly balancing a degree of deference to mainland China with a strident defence of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s liberal traditions」（鄧先生是能言善辯的香港大使，尊重中國大陸之餘，亦嚴守前英國殖民地的開明傳統，在兩者間保持靈巧平衡）。靈巧如蛇，才可庖丁解牛；穿梭陰陽，方能時人時鬼，兩面通吃。要說什麼是「真香港人」，我認為除了《鹿鼎記》的韋爵爺，就得數鄧永鏘。
我對鄧爵士印象最深的是兩件事。第一件我難忘的事，自然是咸豐年前那場跟古先生的筆戰。無意吃這過期花生，但有一點實在不吐不快，當年鄧爵士教讀者用字要正確，引了一則約翰生博士軼事，鄧寫道：Choose the correct word. Never, for example, say to someone：“You smell". As Dr Johnson, who wrote a dictionary, said, “I smell, you stink". 這例子舉得不好，理由有二：據約翰生編的字典，smell和stink皆可指發出氣味（儘管stink專指臭味），所以兩字沒所謂孰對孰錯；更重要的是，約翰生從未這樣說過。爵士果然是raconteur。
另一件是他去年在香港外國記者會演說，一口女皇英語，文采斐然，最喜歡他即場答問，風趣抵死。他嘲弄梁振英施政報告，狠批TVB節目是「utter crap」，皆大快人心。但鄧爵士的敢言，同時也暴露了他simple and naive一面：他居然說《基本法》第24條（按：該指第45條）清楚列明，普選特首是「ultimate goal」（最終目標），因而認定政改方案有兩部分，2014年的只是第一部分，方案通過後中共還會循序漸進給香港人第二部分，若年輕人明白這道理，便不用衝上街頭。Sir, are you mad？
鄧永鏘遇上香港最好的時代，是他福氣，但貴族的社會義務，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古羅馬詩人說過，「唯一且無可比擬的高尚，是美德」（nobilitas sola est atque unica virtus）。長袖善舞，流連衣香鬢影，高談闊論，講究食精膾細，是公子；深痛禮崩樂壞，挺身而出，不齒狐朋狗黨，仗義執言，才是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