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傳媒、香港輿論及十多萬市民上街的聲討下，一些法律界權威人士紛紛為兩宗刑期覆核案的裁決護航。然而，除了重複表示不是政治裁決、沒有政治犯之類的說辭之外，並沒有提出有力理據駁倒對政治起訴和裁決的質疑。也就是說，只是護航，卻不是說理。
從良好意願去看，是這些法律界權威人士不想市民對香港的司法失去信心。的確，如果國際社會特別是市民覺得在香港已經沒有公正法律的保障，那麼整個社會的根基都會動搖。然而，靠權威是不能壓倒質疑聲音的。正視問題，才能維繫香港的司法獨立及建立信心。
前行政會議成員、親建制的胡紅玉日前接受訪問，儘管她認為律政司有權提出覆核刑期，但她建議律政司司長交出刑事檢控權力給刑事檢控專員，這樣可以增加獨立性及減少檢控決定政治化。
很明顯，這是由於有報道指袁國強否定刑事檢控專員反對覆核刑期的意見、一意孤行，胡紅玉才提出這意見。事實上，當年律政司司長一職從公務員改為政治任命官員時，大律師公會已發表立場書，提出所有刑事檢控決定，都要由刑事檢控專員或律政司不在場的情況下作出。自97年起就出任刑事檢控專員一職達12年的江樂士，早幾年發表文章，指香港「是時候」跟從其他普通法地區的做法，向政府問責的律政司長應避免過問刑事檢控決定，以給外界更獨立的感覺。現在胡紅玉再提建議，實際上就是對這次起訴是政治檢控的質疑。
昨天，《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在眾新聞發表一篇文章，就公民廣場案刑期覆核的裁決提出三大疑問，表示案件將上訴至終審法院，屆時終院將要就以下三大疑問作裁決：
1，案件是否涉及嚴重暴力成份？上訴庭應否推翻裁判法院就此問題作出的「事實裁斷」（finding of fact）？2，被告人的犯案動機並非為了傷害他人或謀取私利，而是為了爭取民主、公義等良好目的，量刑時應否考慮？可否成為減刑因素？3，被告人對行動不幸造成個別保安員腳趾輕傷表達歉意，但對當日行動無怨無悔，在法律上算不算有「悔意」（remorse）？量刑時該作何考慮？
文章清晰明白，無政治取向，不論支持或反對上訴庭裁決的人士，都可以從中了解純法律觀點而不是硬拗的意見。我在facebook專頁分享了此文，有興趣的讀友可以點擊去看。
最後一點是，2008年習近平表示香港要「三權配合」；2014年中共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要求各級法官「愛國」；中共涉港事務官員和梁愛詩這些年一直提出對法官的「愛國」要求，甚至警告：法官如果不愛國，不要做法官。
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假設中共各級官員不會對香港法官「做工作」，身為法官若衞護香港司法獨立，自然應避免參加「愛國」色彩濃厚的活動。若堂而皇之去做主禮嘉賓，就很難讓人不懷疑他的政治傾向會不會影響裁決了。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同司法獨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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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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