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在《紐約時報》看到一篇寫美國資深律師嗑藥過量死亡的長文，作者是律師的前妻。兩人相識多年，離婚後仍常常聯繫，共同養育十幾歲的兒子。當律師多日沒和外界聯絡，前妻第一個察覺有異、上門探訪。哪怕她進入事發現場，親眼看到散落在地上的白粉，也無法相信律師是個癮君子。
律師多年來有記錄日程的習慣，從這些文字中，前妻才發現為了應對高壓，律師早已大量吸食海洛英及其他毒品。她和兒子從未疑心，大家都習慣了時而活力四射時而頹廢暴躁的律師，以為那是法政界常態。某層面上，他們沒錯，美國律師從業者中很大比例都有酗酒、濫藥的記錄，但是為了不玷污聲譽、不丟掉牌照，很少有人會承認，故而也很少有人尋求幫助。久而久之，這成了圈內公開的秘密。
昨天又看Kevin Spacey舊片《心理醫生》，電影本身質量欠佳，辜負了一眾資深演員。不過我感到有意思的是，這部片裏幾乎所有人都在徒勞的自救。心理醫生的病人大多都是社會成功人士，比如電影演員、導演、明星經濟人，每個人卻都經受着無法承受的壓力與恐懼──中年女星害怕變老，同齡男星中年危機，青年小生擔心只能靠臉吃飯。而心理醫生自己則因為無法預見妻子自殺身亡，日日吸食大麻逃避現實。心理醫生的熟客，往往也是毒販子的熟客──看醫生傾訴還是醉生夢死，似乎是僅剩的選擇。
也不需要是人生贏家才有如此狀態，大部分人都背負無法承受的壓力。對自己的期望以及社會對我們的要求，似乎總要打了雞血才能勉強滿足。藥力散去，昏睡、打機、酗酒，很難講我們是在自救還是自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