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健事件，由傳真社披露6間店舖的天眼片段而帶來逆轉，幾小時後警方以涉誤導警務人員將他拘捕，通宵扣查。於是事件變成羅生門，無人確知真相，種種陰謀論紛紛出籠，贏家輸家之說莫衷一是。原來認定中共不可信，逆轉後是林子健不可信、民主黨不可信，亦有認為披露影片的傳真社的報道手法有問題，警方亦不可信。有陰謀論認為製造這事端是為了「反一地兩檢」，亦有更深層次的陰謀論認為製造這事端是反「反一地兩檢」。
事件撲朔迷離，引證了電影《十年》的一句話：「這十年來，我們學得最多的，是陰謀論，而我們失去最多的，是信任。」
我沒有任何憑證去釐清事實。但作為一個評論寫作者，職責是貫徹第四權即對掌實際權力者的監督，因此在信任與懷疑的權衡中，前提固然是必須尊重事實，而在真相未明的情況下，我永遠對掌權者抱置疑態度，對無權者則會較比寬容。
警方以誤導警務人員將林子健拘捕，使人聯想到李波、林榮基事件。李波太太曾經就李波失蹤報案，其後李波宣稱是「用自己的方式」回大陸；林榮基說他在大陸被擄和禁閉後，回香港仍然受到大陸強力部門監視。這些說法都無證據。香港警方沒有因為他們誤導警務人員、在香港社會散佈恐慌而拘捕他們，莫非傾向相信中共越境施暴的事實？——我不會說是越境執法，因為基本上那是無法無天的施暴。正是由於警方沒有認為李波、林榮基事件是誤導警務人員，因此人們才會相信林子健被擄，陪同林子健開記者會的民主派才會（可能）中招。
儘管陰謀論不能輕信，但懷疑卻是基於過往事實造成的。在行政權力全面向中共那一制傾斜、甚至被控制，立法權淪陷於建制派的多數暴力，現在連司法的獨立性也成疑問的情況下，對香港行政、立法、司法全面置疑，是市民難免的選擇。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說：「公眾的信任是一個有效政府的基礎。」中國的《論語》說「民無信不立」。沒有人民的「信」作為執政基礎、政權立不起來，等於不能執政了。問題是現在不僅是執政者，連反對派的「信」也立不起來。
德國社會學家Niklas Luhmann（1927─1998）為信任下的定義是：「信任是為了簡化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互信，許多事情都要懷疑對方的動機，合作關係要設置重重防火牆，就複雜到難以運作了。
公眾對一個政府或從政者（包括反對派）的信任，則基於3個因素：誠實、能力和價值觀的相似性（value similarity）。
港英時代100多年好不容易建立的市民對香港行政、立法、司法的信任，主權轉移20年、特別這5年，就被破壞殆盡。
林子健事件，反映市民對權力部門、對從政人士的信任幾乎蕩然無存。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社會，我們怎樣生存呢？我想到的只有一句話，就是守護我們自己的心靈，不要被權貴意識所俘虜。做到這，就是絕望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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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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