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M在臉書寫他夜讀郭梓祺《積風二集》，深佩作者徵引甚廣，得心應手，自嘆記憶力差，記得原文又記不起出處，末了舉蒙田為例，說那是他唯一知道記性不好而又能成大師的人。閱後心想：少年你太年輕了。郭梓祺向有做筆記習慣，偶見他的筆記本，既有書上摘錄的金句，也有看電影、話劇心得，甚至於婚禮見聞，包羅萬有，趣味盎然。作者旁徵博引，倚賴的往往並非記性，而是毅力，像錢鍾書先生，他邊讀書邊摘抄的札記悉皆付梓，中文二十三冊，外文四十八冊。中外博雅高明之士，由韓愈、蒙田到Bill Gates，皆做讀書筆記。淹貫群書而不抄一字的高人，最出名是耶魯文評巨擘Harold Bloom，但他著作引文不豐，徵引也懶提出處。
做筆記的傳統源遠流長，中國古人不大講怎做，傳世的都是最後結晶，如《日知錄》、《困學紀聞》等；西士則不厭其煩教你方法，英國哲人John Locke就寫過一篇文，把他編筆記索引的秘訣公諸於世。傳統讀書筆記，英文叫「commonplace book」。「Commonplace」一字源於古羅馬修辭家所謂「locus communis」，本指論辯或演說時某題目的常用論證，後引申為書中值得抄錄的名言雋語。以英國大詩人Milton的筆記為例，他第一則抄錄的，就是基督教作者Tertullian句子：In malo morali potest multum esse admistum boni（道德之惡，可摻雜諸多利益）──此話正宜信手拈來，借以評論「很方便，很多好處」的一地兩檢。做筆記除了方便記憶、查閱和徵引外，在我還有一重特殊意義：好書可看得更慢，更慢，彷彿找個藉口，讓遠道而來的朋友再勾留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