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曾經有人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政府。「薪高糧準又有地位，有邊個唔想？」或者我的答案太直接，所以之後再沒有人叩門。
入政府做官，假如不是為了錢和面子，難道是為了理想？我生平最怕，就是那些滿口仁義道德，到頭來還是利字當頭的偽君子。反而坦白接受每個人都有私心和私利，這個世界反而簡單得多。當然，也有人真心想藉政府的權威，來達到個人的理想；這種人我統稱為「未奪權的獨裁者」。
特區政府成立至今，只有曾蔭權高舉「我會做好呢份工」的旗幟。或許林鄭月娥的這一屆政府，將或多或少「隔代遺傳」曾蔭權政府的優良傳統。當然，無論是曾蔭權抑或林鄭月娥，二人管治的作風和手段，多少都受到殖民地傳統公務員訓練的影響，所以他們二人也跟董建華梁振英的作風，有一定的分別。
香港公務員系統，不完整地沿襲了英國的文官制度。文官為了一生衣食無憂，甘願在帝國的機器中，扮演寂寂無名的角色。歷史大多不會記載這些文官的名字，就算有，也多數都是因為時勢造英雄。
中共雖然已經是掌權的統治者，但至今仍然未脫離從蘇維埃複製過來的「革命」因子。革命，就是要奪權；奪權，有堂而皇之的理由，但革命的結果，最終都是將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人選轉換，但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關係，往往只會變本加厲。
九七主權移交後的香港，也可以用保守和革命兩派力量的矛盾去分析。當時，董建華代表接管一方的「革命派」，他背後的力量，其實都是希望借助拆除殖民地傳統結構來讓自己得到更大權力和利益的一群。奪權之初，董建華亦不得不與行政機器合作，而陳方安生則代表了行政機器的保守派力量；背後除了公務員，還有其他制度上的既得利益者。
董建華的革命，有兩個重點：一是殺兩局，另一個是高官政治任命。殺兩局，是無論「革命派」抑或「保守派」都支持，共同敵人都是公民社會的力量。兩派攜手在第一屆立法會，以快刀斬亂麻之勢，斬殺了有違行政霸道原則的兩局。
然而，高官政治任命卻令董建華和陳方安生決裂。高官政治任命，表面上是讓文官跳出舊制的法治和官僚框架，更直接地向民族主義示忠。就算表面上政治任命官員不少都是由公務員擔任，但在屁股指揮腦袋的大原則下，身份的轉變也導致思想行為的轉變。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的轉變，應該是董建華瓦解舊制革命的最成功個案。
擴大政治任命調教革命派
奪權者透過改變權力階梯的操作，來改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人選。在英殖時代，在行政機關外，攀爬權力階梯是透過專業成就；在行政機關內，就是經驗和政績考核。九七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攀爬權力階梯最重要的步驟，就是以最毫不掩飾的行為，表演中共所標榜的一套民族主義思想。是以近年的高官開口埋口都必定要緊貼最高領導人的口風，容不下半點差池。
董下台，延續了保守派精神的曾蔭權，一樣有兩項「反革命」；一是「起錨」政改，在公民社會一石激起千重浪，另一個就是擴大政治任命。
擴大政治任命，說穿了就是將有機會奪權的革命造反派，納入到香港變種的文官制度中調教，化解他們要將一切推倒重來的戾氣。君不見本來是民建聯明日之星的蘇錦樑，由副局長再出任局長，最終明白到為官之道，就是不求有功，但求全身而退。假以時日，當屆政助副局也許會意識到，入政府，無非都是為一份「筍工」；與其延續梁振英的革命，強推甚麼國教普教等犯眾怒的事，倒不如學蘇錦樑般，做個歷史不會記得的小人物。
李兆富
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