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經歷確診肝癌末期一月多的痛苦，恐怕人力已是無法回天。在劉曉波命懸一線時，劉霞才得以獲准相伴，他們在醫院相依相偎的那一張照片，讓筆者感受到他們深沉的依戀，也回想起十年前與他們的暢談、歡聚。
2007年8月7日，在北京奧運倒數一周年之際，中共為營造開明開放形象，對傳媒採訪和異見人士的控制有所放寬，筆者得以到北京，訪問了劉曉波、劉霞。雖然與劉霞早十年相識，但那天，劉霞在給我們倒水後就躲進房間，把時間、空間留給我和劉曉波，表現了她的細心、賢惠。而訪問結束後，劉曉波牽着劉霞的手下樓，在餐桌上不時提點劉霞多吃些，也是情意濃濃。
那一天，就北京奧運、中國政治局勢、中共十七大等問題，採訪了劉曉波兩個多小時，後來又外出邊吃邊聊了兩個小時。不曾想，這成了最後一次採訪、聚會。不曾想，北京奧運結束後，中共就撕下面具，劉曉波因帶頭起草、簽署《零八憲章》而鋃鐺下獄。不曾想，再見到劉曉波夫婦的合照時，他們依然鶼鰈情深但已是形鎖骨立。
翻閱當日的採訪筆記，對照十年來中國政壇、社會的變化，劉曉波對人權的關注、對政治的真知灼見、為理想殉道的精神，歷歷在目。就在那一天，劉曉波和丁子霖、鮑彤、包遵信等發起聯署給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的公開信，呼籲把北京奧運的口號由「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改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敦促當局大赦良心犯、停止以舉辦奧運為名遣返訪民和農民工，警告「為了舉辦奧運而壓制並積累下來的種種社會矛盾，也會給中國的未來發展埋下嚴重的後患」。
當北京奧運的祥和氣氛和中共十七大選舉安排的民主氣氛讓輿論陶醉時，劉曉波雖然樂觀其成，但沒有忘乎所以。他當時向筆者指出：「要測試當局政改的誠意，不要說平反六四、直選這樣的大題目，就連局部可以改變的，譬如撤銷政府機關的黨組、降低官員在全國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放棄網絡言論管制，他們都不願做，還能指望甚麼？」
劉曉波對奧運、對政改有期待，但對中共的本性更有深刻的認知。1988年，即在八九民運之前，劉曉波接受傳媒訪問時被問到：「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他的回答是：「300年殖民地。香港100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300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明知這段話會被質疑為賣國，劉曉波還說：「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
劉曉波願做殉道者
有人說，劉曉波推動《零八憲章》是與虎謀皮、麻痹了人民抗爭的神經、不應得諾貝爾和平獎；我要說，《零八憲章》是政治綱領、政治目標，並不是特定的行動指南，劉曉波也未盲目或自大到認為只憑這個綱領就可以讓中國走向共和。有人說，劉曉波變了，從不願流亡國外到死也要死在國外；我要說，他沒變，他的理想、願望沒有變，他想死在國外只因不忍愛妻在自己死後再被禁錮。有人說，劉曉波以生命證明了「我沒有敵人」的虛幻、與魔鬼握手的悲劇；我要說，中共的殘暴豈能歸咎於殉道者？魔鬼的邪惡豈能歸咎於殉道者？
2009年，劉曉波在法庭受審時的最後陳詞以「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作結，是願意以殉道者的精神寬恕敵人，並非鼓動人民放棄抗爭、向敵人投降。這與他反思八九民運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他認為，中國民運失敗原因之一是沒有出現一個像哈維爾那樣的道德巨人，「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但願，劉曉波這個殉道者，可以改變中國的民族靈魂，可以推動中國走向民主、共和、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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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