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身患末期癌症，備受海內外關注。劉曉波生平三件大事，包括八九民運堅守天安門至最後一刻，發動《零八憲章》聯署鋃鐺入獄，以及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劉曉波在大陸知識界冒出頭來，早於其八○年代單挑當時思想界大師李澤厚而起。李澤厚是中國美學大師，也是八○年代思想界的紅人，中共建政後首名研究康德的哲學家。
中共建政後，中外思想研究從此休止，學術界亦只能圍繞着馬克思主義討論。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停頓了足足三十年的中國思想界才再度活躍。李澤厚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打開了中國思想界擺脫馬克思主義枷鎖的大門。其名為批判康德，實際上卻是重建康德哲學。
然而，新一代知識分子認為李澤厚走得太慢。劉曉波寫下《選擇的批判》，認為李澤厚的康德主義過份強調社會理性，扼殺了個人自由，批判李氏的「整體主體性」，另主張「個體主體性」，又反對李澤厚重新肯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要全盤否定孔孟之道。劉曉波由此聲名大噪。
其實八○年代大陸的知識界討論，早在五○年代的港台早就發生。1949年隨大陸變色南來以徐復觀為首的新儒家學者，以香港作為復興中國文化的基地，出版《民主評論》，與以台北為基地的雷震等自由派在《自由中國》隔空筆戰，內容就是圍繞着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新儒家大師牟宗三受康德影響之深，亦希望以德國觀念論（German Idealism）與中國傳統思想結合。而自由派的殷海光批判新儒家為「玄學文化主義」，當中滲着黑克爾的極權主義傾向。
新儒家在英國殖民地政府促成下走進了中文大學學院，影響了超過一代的香港思想界。可以說陳雲口中「大中華情花毒」，即中國的文化國族主義，就是從唐君毅「花果飄零」說演化而來。然而陳雲雖在德國留學，卻未見有康德思想的影響。據其於《哲學有偈傾》的自白，其種種行為反而更像師承意大利的馬基維利，以表裏不一、只求結果不問手段的「現實主義」（其經常掛在口邊的realpolitik）為綱，與康德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完全相反。
至於陳雲的「華夏復興」事實上比其自由派口中的新儒家的更玄更虛，正如其中一篇《自由中國》的評論說「搬弄一些玄學名詞，一概是空中樓閣，絲毫無補實際。我們對於經驗性的東西，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研究，另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實踐。」然而陳雲在《香港城邦論》中的國師式建國藍圖，的確有一種托曼所批判，德國觀念論中的「政治彌賽亞主義」（political messianism）影子。
立場始終如一
可惜書生的舞文弄墨終敵不過國家機器，雷震被國民黨政府判「煽動叛亂」罪入獄，成為六○年代的劉曉波，自由派在台北政權的白色恐怖下難以圖存，曾一度席捲大陸的思想解放也隨六四屠殺戛然而終。似乎在強權之下，甚麼崇高的主義也不如槍杆子實際。
然而五○年代港台、八○年代大陸知識界之論爭尚未完結。當今天港獨思潮湧現，有人提出要建構一種「香港主體性」，其主體性究竟應當是李澤厚的「整體主體性」還是劉曉波的「個體主體性」，黑克爾辯證法下的國家主體，還是存在主義下的自我主體呢，這其實跟早前本土派就有關「民族自決」與「民主自決」之論爭亦有相似之處。這些討論也足以影響他日本土運動之發展方向。
不論如何，當大陸的思想開放被極權統治下的馬克思口中的「拜物主義」（commodity fetishism）吞噬時，劉曉波成為從八○年代以來到《零八憲章》，在時局惡劣下依然始終如一。相比起當年八九民運與今天香港政壇中立場搖風擺柳，甚至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的政客，劉曉波彰顯了一名知識分子的錚錚風骨。
貝加爾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