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在2014年開始以「智慧城市」（smart city）作為科技發展的口號，發表一系列研究報告，刻劃出六大發展範疇。由於篇幅有限，在此不作詳述。
智慧城市的出現，是源於世界越趨城市化的結果。聯合國在2008年發表報告指，全球超過一半人口住在城市，2020年更會超過八成。正因如此，全球城市面對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同時為環境帶來負面影響。智慧城市的出現是希望透過科技，更有效地解決城市面對的管治（governance）問題。
然而，香港的相關討論多是跟隨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出發，即如何把握科技發展的機遇，改善經濟和生活，忽略了以香港為本位的戰略和管治角度，即如何借用科技，推動和創造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領先地位。
我嘗試勾劃四點，激發更多思考。
驚喜體驗─智慧城市背後要運用很多高端技術，如雲端計算和物聯網等。打個比喻，google的搜尋和繙譯非常方便，然而，背後充滿大數據、機器學習、算法和雲端計算。我們感到驚喜的，是其便捷體驗，而非其高端和複雜技術。
究竟智慧城市能夠給香港居民怎樣的驚喜體驗呢？這對增強香港的軟實力、國際優勢，以致鞏固香港人的主體意識都極為重要。
政治經濟─智慧城市是一盤大生意，牽涉很多硬件採購。科技龍頭公司如ARUP、Cisco和IBM都有自己的智慧城市定義和研究，好向客人（即政府）展示自己是專家和完備方案。這些科技涉及很多重要的資料和私隱，政府都需要對科技保安事宜多加留意。
而中國科技界發展迅速，孕育了很多具實力的公司，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當然少不了與中國公司接觸。與哪一家公司做生意，涉及專業和技術決定。然而，若果香港政府因為政治，而非技術和市場原因而傾向購買中國科技，香港人必須小心處理。
人才發展─Citi和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在2015年發表報告《Technology at Work v2.0》，指出科技對人口就業的影響：美國四成七的工作可能會被自動化（automation）取替，經合組織國家平均為五成七，中國更高達七成七。
香港暫時未見有相關研究，港人需要思考如何透過發展智慧城市來釋放社會資本，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從而強化香港人的技術含量和人才發展，跨過人工智能對本地勞工的衝擊。
良好管治─智慧城市需要開放和向公眾負責的政府。政府在開放數據方面非常落後，很多網上資料仍然不是機器可讀的（machine readable），大大阻礙公營資訊的傳遞速度。沒有良好的即時資訊，很多公營服務都變得更慢，影響善治。另外，政府應主動開放諮詢渠道。比如早前中策組報告指可參考英美政府的請願平台和公眾參與系統，或搜集網上民情，更立體地蒐集民意。
本土運動，並不只限於議會選舉或社會運動，一些看似非政治化的範疇，其實極具戰略價值。以智慧城市為例，以科技開拓香港的國際網絡、擴大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優勢，為陸港博弈創造有利條件，營造以小制大的生存空間，值得民間社會加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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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衍健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