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
中午從法國坐火車去倫敦。在火車上，繼續集中精神寫文章，偶然抬頭看看窗外美麗的田園風光。
回到倫敦，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直奔查令十字路。這條路，是倫敦書店的中心。全盛時期，一整條街都是大大小小的書店，是愛書人的聖地。在那裏，我最喜歡的，不是世界有名的Foyles，更不是Borders，而是Blackwell's。Foyles確實大得驚人，整家書店佔地五層，簡直像個圖書館，但書店的佈局、氛圍和選書質量，卻遠遠及不上Blackwell's。
Blackwell's好在哪裏？很簡單：書好。它不花巧不豪華，就是老老實實為讀者尋找每個領域最好的書，然後做出最好的分類，並教讀者放心：要讀好書，來我這家就好。
這個道理看似易懂，做起來卻極難。這些年來，我在世界各地逛過不知多少書店，真的能夠做到這個水平的，也沒有幾家。
我在倫敦四年，最懷念的，就是每週騎着一輛破單車，在大街小巷逐家逐家書店淘書的日子。Blackwell's, The Economist, Waterstone's, Judd Books, Skoob Books, Bookmarks等，都是每星期必去的書店。
話說回來，像我這樣一個窮學生，逛書店打書釘雖然開心，買新書卻絕對是奢侈，所以去二手書店找便宜好書，才是我的最大嗜好。我去得最勤、也奉獻最多的，是在羅素廣場附近的Judd Books。
Judd Books有兩層，地牢那一層，全是學術出版社放出來的倉底貨，以人文和社會科學為主，大部份都是四五鎊一本，加上學生有九折，書價往往較外面便宜幾倍。那真是書的天堂。想當年，我在那裏不知道消磨過多少時光，搬回家的書，少說也有上千。書店老闆隔三差五見我一次，漸漸也成了朋友。
第二天
今天回母校倫敦政經學院一行。學校沒甚麼大變化，那家Apha二手書店仍在。學期剛結束，書堆得像山，我竟淘到幾本絕版好書，包括David Lyons, Forms and Limits of Utilitarianism（1965），精裝本，只售7鎊。
這書我一直在尋，但從來沒在舊書店見過。是誰放出來的呢？打開內頁，赫然見到我的論文指導老師John Charvet教授的簽名。老師退休時，將部份藏書放出來讓學生自取，當時我在香港，還特別叮囑一位朋友幫我拿了幾本作留念。
中午約了一位中大校友在學校旁邊的Amici午餐。這是一家意大利人開的餐廳，以家庭手作意粉聞名。我以前常在這裏，和老師邊喝咖啡邊討論哲學，留下許多回憶。
晚上去拜訪Charvet教授。老師住在倫敦北部，我們在他家的後花園露天晚餐。園子裏的玫瑰開得燦爛，還有結滿果實的梨子和蘋果。放上菜，擺上酒，黃昏的陽光灑下來，每個人的臉都成了金色。
晚飯後，我們去不遠處的公園散步。公園有小山丘，站在高處可以看得很遠。天色漸暗，涼風起，明月升，我們邊走邊聊，談政治哲學，談香港和中國時局，也談我的人生志向。臨走，老師一如以往，緊緊握着我的手，然後給我一個有力的擁抱。
第三天
今天我、翠琪和波仔（王邦華）一起坐火車北上約克，去大學探我們的老師。波仔是我在中大教過的學生，後來去了約克大學讀碩士，現正在倫敦政經學院攻讀博士。
我1996年離開約克大學後，一直沒有回去過。和昔日一樣，我們從火車站坐4號公車到大學，然後在Catherine House下車。這是我以前住過的宿舍。重遊舊地，景物依舊，我和翠琪忍不住憶起當年在這裏生活的種種片段。
我們然後去探望我的老師Matt Matravers，他現在已是政治系系主任。Matt邀請我們到他家作客，在後花園的櫻桃樹下，和他的太太及三個女兒共晉午餐。過了不久，我的另一位老師Susan Mendus也來了。多年不見，Sue雖然老了點，精神仍然旺盛，一見到我就不斷說，見到我真好。我也滿懷喜悅。在老師面前，感覺自己仍然是個學生。
我在約克讀書那年，他們都是我的指導老師。Matt那時剛出來工作不久，教我當代自由主義理論，我常去他的辦公室，兩人一邊抽煙一邊聊哲學。Sue是研究寬容問題的權威，她那本《寬容與自由主義的限制》對我有很大影響。未去約克之前，我完全沒有以學術為業的念頭。由於修了他們的課，才開始對政治哲學有些認識，並產生興趣。
午餐後，Matt送我們到市中心，然後我們重遊約克古城。
臨回倫敦前，我提議去找一家書店。印象中，這家書店在河的另一邊，離古城牆不遠。我仍然記得，當年即使是冬日，我也會從校園老遠騎車出來。書店總是安靜，有時就只得店主和我兩人。我沒甚麼地方可去，遂常在書店靜靜看書，直到打烊。
我本來沒抱甚麼期望，料不到跟着記憶慢慢摸索，走不了多久，竟然在街邊重遇這家名字叫Ken Spelman Booksellers的老書店，地址在70 Micklegate。
推門進去的一刻，我彷彿看到昔日的我，靜靜在書店一角，等候着今天的我前來相認。
第四天
今天一早起來，坐巴士重訪牛津大學。窗外英國的鄉郊，天空蔚藍，放眼是一大片一大片綠草黃花，上面有牛有馬有羊，像一幅畫。
回想當年，我常常大清早爬起來，從家裏趕到維多利亞車站，為的是去牛津All Souls College旁聽G.A. Cohen和Derek Parfit兩位大哲學家的課。上完課，我通常會在城內大大小小的書店淘一下午書，然後揹着重重一袋回倫敦。
車到牛津，我直奔Blackwell's，然後直上四樓二手書部，看看有甚麼好東西。Blackwell's的門面又小又窄，只從外面看，會以為這是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店，很難想像裏面是多棒的世界。對許多讀書人來說，去過Blackwell's之後再去別的書店，就會明白什麼叫「曾經滄海難為水」。
逛了一會，我在書店的咖啡室和李肇祐、葉家威及從香港前來探望他的女友會合。他們都是我的學生，現在正在牛津讀博士。師生久別重逢，有說不出的歡喜。
我們先去酒吧午餐，一起喝啤酒，吃炸魚薯條，然後坐車去Wolvercote墓園拜訪伯林。伯林是二十世紀重要政治思想史家，寫過《兩種自由的概念》，也寫過《刺猬與狐狸》。
伯林的墓，簡潔素雅，白色墓碑上就寫着“Isaiah Berlin, 1907-1997”。
伯林一生從事觀念史研究。他認為，觀念是改變人類歷史重要的力量。沒有觀念，我們就無從認識自己，也無從理解行動。因此，探究觀念和檢視觀念，堅持好的對的觀念，拒斥壞的錯的觀念，是讀書人的職志所在。
確是如此。
摘自周保松，《在乎》（牛津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