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聞常不免傷心，讀古書亦然。且因古今不異，尤覺殘忍，一遍又一遍打破「進步」的迷夢。
嘉慶年間，安徽、河南一帶，有名叫「紅胡」的匪徒。這些人不務生事，又愛賭博，先為賊，後為盜。擁有武器，兇猛野蠻，像戲臺上的紅鬍子花臉，故有此稱。嘉慶十九年（1814）冬，御史陶澍寫摺子上奏，講明何以緝拿不力，任其橫行：
……地方官每有緝捕要犯，不敢明拿，非用數百金購線，不能獲一人。若僅帶差勇，搗其巢穴，則匪黨出入皆用抬槍。不唯恐傷良民。即官役受傷，已成激變，各上司帶兵入境，一兩月不能獲犯。而地方官已筋疲力盡，惟有隱忍不言，顢頇了事，以圖目前之苟安而已。
收買線人需要錢，帶兵抓賊則且有性命之虞；反不如睜一眼閉一眼，保住位置來得實惠。只要不出大事，烏紗帽不會掉。人民的性命與財產，那當然與官員無干。嘉慶帝收到摺子，還算嚴肅對待。他作出批示，要求地方長官把平匪當成大事，必須抓住首惡，以儆效尤。後來兩年間，河南、安徽各抓捕匪首數人，算是完成了任務。
今日翻書，遇到在河南做縣令的山西人王士恒。他的詩集編了年，他本人的生年也可確定。因此很容易知道，那「甲午年」所作的《紅胡》之詩，成於道光十四年（1834）。二十年過去了，匪徒們怎麼樣呢？照舊是「揭竿兼佩刀，抬槍作前驅……罪惡發堪指，國憲不容誅」。看來殺幾個匪首毫無作用。
那這位勤政愛民──這倒並非反話──的王縣官怎麼樣呢？他很憤怒。只不過，這憤怒根本無法落在實處，因為詩的末尾，只是這樣色厲內荏的六句：
豈其習難移，抑由化未敷。火烈雖少止，終未拔根株。作歌告爾輩，各自愛爾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