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是19世紀末的偉大作家，他在小說中宣揚基督教的愛與寬恕，宣揚「勿以暴抗惡」，力主和平主義，鼓勵印度人用「愛的原則」拯救自己。這種非暴力主義的政治思想，被印度聖雄甘地予以實行，並成功帶領印度取得獨立。甘地認為：「一個不使用暴力者所掌握的力量總是大於假如他使用暴力所擁有的力量。非暴力決不會被打敗。」
不過，與托爾斯泰同時代、也是他好友的作家契訶夫就不同意「勿以暴抗惡」的哲學， 他認為：「托爾斯泰這種思想對生活來說不適用。有成千累萬的事例表明人們必須用侮辱來回報侮辱，不能不這樣回報。到處都有為了個人的神聖權利的奮鬥；如果不要這種奮鬥，那就是不道德。」
劉曉波在法庭的最後陳詞，說「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陳詞最後一段「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感動不少人。
不過，大陸網民也有人認為他「大錯特錯」。有文章說，如果「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那納粹不該被清算，那死傷幾千萬的大饑荒和數億的文革，為何要追查真相和追究元凶？「如果一個人遵照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這種方式的反抗走不通後，還在鼓吹繼續上訪繼續走，那可能不是儍的問題，更可能是大壞。」這說法，與契訶夫說的「不道德」意思相同。
兩種說法的對與錯，端看壓迫者是誰：英國殖民者？極權統治者？
林行止在6月20日的文章〈經濟無法受惠 政治權利被奪 港青激進有理〉值得一讀。文章從近年西方民主國家的投票結果令主流社會錯愕說起，認為這反映了年輕一代無法從經濟盛世中受惠，對政治現實和社會現狀不滿，因而用手中選票，把固有政治勢力踢出局。而香港年輕一代的處境更不堪，大學畢業生的薪金，從1997到2015年，撇除通脹率後的實質增長為7.5%，「然而，若考慮期內樓價升幅，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是負20%強。僅此一端，便可窺見年青一代生活條件之窘迫」。然而，香港年輕人手中沒有選票，沒有這種「左右政局的『武器』，他們之中有人起而採取議會以外的街頭活動，爭回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這種被政治現實迫出來不得不爾的做法，北京應予諒解而港人應予支持！」
林先生語調溫和，但認同「港青激進有理」則態度鮮明。北京諒解不可能，港人是否支持呢？
激進自然會犯錯，但眼看和理非非爭民主之路越走越窄，年輕人提出決絕的口號以至採取激烈手段抗爭，是「被政治現實迫出來」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敢。我從來沒有告訴年輕人要怎麼做。我相信他們都有考慮過不同方式的抗爭要付出的機會成本大不同。道義上我一直認同林先生的「應予支持」。我自愧是「行動的矮子」。看到得道的大人先生，躲在堂皇的語言後面把自己保護得好好，卻在背後向年輕人丟石頭。唉，我只能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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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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