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在香島中學畢業前，班主任私下要我和兩三名他認為成績好又表現好（即思想進步）的同學偷偷去報讀官立葛量洪師範。偷偷去的原因，是在愛國學校裏一直宣傳港英的教育是「奴化教育」，動員同學畢業後去參加祖國高考，為建設祖國而獻身。要我們幾個同學去報讀葛師，是因為愛國教育的師資後繼無人。當時港英教育司不承認1949年後大陸畢業生的教師資格，故期望我們讀了葛師可以回母校任教。港英教育司不笨，我們幾個都沒有被錄取。愛國學校老師的薪資低，又要政治上「信任」，當時的教師大都是1949年前大陸的大學生，很多人參加過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他們大都有愛國、追求民主和社會主義平等的理想。
所謂愛國，是有特定含義的，就是對中共的認同。右派背景的學校，儘管也講愛國（中華民國），但從沒有人把它們稱為愛國學校。
愛國學校的畢業生出路是回國升學，在香港本地是沒有甚麼出路的，被介紹到左派機構任職也是低薪。
因此，愛國在那個時代，意味着願意為中共政權獻身，準備為理想過苦日子。我們之所以愛國，首先是受中共建制前的追求自由、民主、憲政的宣傳影響。中共自1941年起在官方報紙《新華日報》和其他雜誌、書刊上發表的談話、社論、文章，反對一黨專政、主張民主憲政、推崇新聞自由。這些文章1999年在汕頭大學匯集出版，書名叫《歷史的先聲》，2000年在大陸查禁。當時中共的這些論述，確是擲地有聲，引起追求自由民主、正義公平、中國光明前途的人們的共鳴。我兒童時代經歷抗戰，國共內戰時期看到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和通貨膨脹造成的民困。香島那時的老師，給我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啟蒙，當時以至後來，我對他們都很尊敬。
我們那時代的愛國意識，是一種願意為理想而犧牲個人利益的意識。這種意識隨着共產黨在大陸執政的種種表現，隨着大陸社會的變化，而不能不有所改變。在愛國陣營中的人，從愛國就要有所犧牲變成愛國可以獲利，從誠心跟隨一些自己敬仰的領導人到從權力崇拜中也分享權力的殘羹。這情勢下人們有兩種選擇：願意隨着愛國的變味而改變自己追求自由民主初衷的人，就留在愛國陣營日日於權力鬥爭中求取快感；不想委屈自己的人，自然就寧可與被強權定性的「愛國」告別了。大陸小部份人，在強權脅迫下也都有後一種覺醒，在基本上還容許自由意志的香港，在文革開始不久，我在意識上已決定不再「愛國」了。
法國近代哲學家Julien Benda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要批判現實的罪惡和不義，也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惟有通過理性批判，知識份子才能不斷地超越歷史的局限，趨向於永恒和普遍。」
我不敢說別人，但我自己是有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的。當往日追求的「愛國」變了味，就不能不反省自己，以超越歷史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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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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