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接連發生恐襲，令人痛心及擔憂。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恐襲，也提醒我們死亡和苦難的不幸每天都在發生，把我們的眼界從紙醉金迷的歐美地區中開闊，也提醒我們眾生平等，沒有任何人生命應比其他人高尚。
恐襲發生，網絡上當然是排山倒海的攻擊穆斯林，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也重提穆斯林禁令。一陣非理性的情緒反射，很可能只會為整場反恐戰爭幫倒忙。很多人指控伊斯蘭教為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根源，然而伊斯蘭教與伊斯蘭主義，根本不可混為一談。
伊斯蘭主義，更準確來說應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是要將伊斯蘭教法當作法律一般行使，又將《可蘭經》經文中「吉哈德」（jihad），意譯「奮鬥」的條文，當作發動聖戰的理由。然而任何古代宗教都有不適合廿一世紀的價值，如果將每條經文都在現代社會中實行，必會產生問題。例如《聖經》以及《摩西律法》中的教法，殘忍程度不下於伊斯蘭教法，《利未記》中就連咒罵神名都可處以石刑。
有人說是宗教問題，然而非宗教的極端思想破壞力不比它低。馬列主義是以「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著名，但共產國家被迫害的人民比宗教律法下的更要殘酷。中國打倒孔家店後，人民膜拜的是毛澤東，「紅寶書」被奉為新《聖經》，共產主義成新宗教。由此證明，單是宗教本身並非問題的本質，利用宗教或思想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和動員，才是問題的核心。
伊斯蘭教的保守性在七○年代前沒有像今天蔚為風潮。自從霍梅尼主導的1979年革命把伊朗帶進神權統治後，伊斯蘭主義成為一種政治理念擴大其影響。當跨國資本席捲全球，模糊各國邊界，導入西方思想時，保守派感受到國族身份、宗族制度、傳統價值受到威脅，這些古代經文恰恰成為反美、反自由主義、反全球化的理由。1990年美國介入波斯灣戰爭，曾受美國資助的拉登與之決裂，自此一直部署於美國本土發動恐襲，此為西方成為伊斯蘭恐襲目標的濫觴。
有趣的是，西方國家在恐襲及難民危機中催生的，竟是一種與伊斯蘭主義一體兩面的保守民粹主義。力挺特朗普的另類右翼（alt-right）網軍竟然與伊斯蘭主義聖戰者有極為相似的特徵：強烈國家主義者，崇尚強人領袖及武力手段，認為暴力有效解決問題，對以美國東岸為代表的自由派精英有極強的仇恨，反對同性戀在內的一切平權運動，相信等級制度，反對外來人，反全球化，對異見者包容性低。在這些議題上，西方右翼及伊斯蘭主義居然有高度一致性。
西方右翼與伊斯蘭主義不同在於，伊斯蘭主義者真的會發動「聖戰」，而生活相對富足的西方右翼頂多只是當鍵盤戰士，但偶有人會走上街發動襲擊，如幾年前挪威的布雷維克，以及近日在美國波特蘭刺死途人的白人至上主義者，而因這類排外襲擊也正於西方社會逐步增加。西方的右翼民粹主義，也是對全球化的一種逆反，在強調國家和傳統價值的出發點上，兩者分別其實不太大，只不過因為當地的經濟社會條件各異，顯現出的形式及程度也有所不同。
極右民粹令社會更撕裂
當然，把恐襲者與西方極右比較不可能減輕其對無辜平民施襲的罪孽。只有認清事實的本質，不是把責任歸咎於整個宗教，才有助我們解決越加嚴重的恐怖主義。從伊斯蘭主義到共產主義所借助的，是一種反理性的偏執迷信，崇拜國家及威權式領袖，相信武力和流血的思想。恰巧現時特朗普所利用的手段，竟是與伊斯蘭主義者同一道門路。然而這種極右民粹沒有解決恐襲危機，反而變相助長極右的種族主義行為，令當地社會越趨撕裂，族群間互相猜疑，增加本土伊斯蘭教徒激進化的風險，最終只會令西方世界更不安全。
貝加爾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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