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有人民活在獨裁的社會內。他們的人權受到剝削，遑論享有民主政制。他們生活艱難，覺得自己「一無所有」。他們更深知政權的貪腐，令他們感到絕望。
這種絕望逐漸變成不滿，而這股不滿最終在1989年爆發了。人民違抗政權對於示威集會的諸多禁止、阻撓，湧到大型公眾地方示威。參與的有學生、知識分子、勞動階層。起初，人民要求的並不是推翻政權，只求政權改革。在這階段，政權軟硬兼施，一方面說會有改善，另一方面又以秘密警察、公安、軍隊的傳召來向群眾施壓，亦會在官方喉舌抹黑示威的人民。
眼見政權的拖字訣策略，在示威場地的人民開始把訴求升級，要求全面民主，推翻專制。政權就此把國家邁進高度戒備狀態，批評示威的人民為需要果斷清除的西方外部勢力棋子。但士兵、軍隊最終拒絕動武傷害自己的國民。政權知道大勢已去，就自行逐步結束專制，把國家推向自由民主道路。
看到這裏，大家可能質疑我在胡說甚麼。1989年的結局不是政權通過軍隊在北京屠城來維持專制嗎？不過，我上述的1989年往事並不是發生於中國，而是發生於東歐。在1989年，同樣是面對着人民的聲音，中國的專制政權選擇了暴力鎮壓，東歐的專制政權（縱使起初不自願地）選擇了自由民主。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分水嶺，因為兩群被壓迫人民的命運從此不一樣。
有人會說，中國政權的鎮壓帶來了28年的經濟繁榮穩定，反觀東歐這28年來的經濟表現有好有壞。我並不逢中必反、逢政權必反，所以不會把中國政權過去28年的經濟成就全盤否決。但無論是獨裁或民主，1989年的中國在勞工成本、土地供應、基建、教育水平等指標其實都比1989年的東歐更有高速發展經濟的空間。而東歐這28年的經濟表現更顯示，1989年後成功落實民主政制的地區比起保留獨裁、反自由色彩的地區更能帶動經濟發展。
亦有人會說，1989年的中國政權能保存自己的執政地位，反觀當時東歐的政權被瓦解了。既然如此，一個政權在存亡一刻自衞又有甚麼問題？如果大家看看1989年後的東歐，其實固有的政權只是名亡實存。他們不再稱自己為「共產黨」或類似名稱，但他們在官場上仍提供很多有執行政策經驗的人才，在政壇上亦以不同身份、光譜執政。相反，落實民主的東歐地區不需要花大量資源去做維穩、國安工作，就更能把資源放在帶動社會和諧的經濟、民生項目上。由此可見，所謂的「結束一黨專政」，並不一定是人民造反或推翻政權，而是可以成為政權集團自行實施的「可持續發展計劃」。
所以，每逢六四周年，我們要哀悼的不只是生靈的塗炭、政權的鎮壓、異見者的迫害。我們亦要哀悼一個錯過、失去了的重大歷史契機。星期日晚，維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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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峰
執業律師
97年主權移交至今，香港前進還是倒退？「蘋果」與你細數廿載風雨。
【回歸二十年】專頁： http://hksar20.appledaily.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