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20年】
【本報訊】1949年中共建政至70年代末，香港與深圳（當年叫寶安）邊界曾發生多波大規模逃港潮，逾百萬內地人冒死逃來香港，不少人因此喪命。內地作家陳秉安早年出版《大逃港》一書轟動海內外，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0年之際，陳接受《蘋果》專訪，他認為要從大逃港歷史反思和理解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思，指鄧是真心要讓香港搞資本主義、保持與內地的制度差異，這是留住香港人心的關鍵，不應動輒把香港問題歸咎「外部勢力挑唆」。
記者：陳永階
要讓作家談他的作品不難，但要讓曾任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寫作組成員、體制內作協副主席就香港問題公開發表評論並不易，陳秉安的坦率令記者意外，他直言關心香港前途：「研究和解決香港的現實問題，不研究當年大逃港的歷史，那只會是隔靴抓癢。」
陳秉安在深圳蛇口口岸附近15樓的家，露台正對深港西部通道：「很多人不知道，40多年前那片水域，曾是多少逃港者的葬身之地！」60年代逃港主要走陸路，就是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到70年代因陸路防範加強，逃港者改以水路為主，就包括陳秉安眼前這片水域。陳指，當時后海灣比現在寬，退潮時要游幾個小時才能游到對岸元朗，偷渡者常帶汽車輪胎、泡沫塑料等當救生工具，還有人用一串吹脹避孕套、串起乒乓球掛在頸上當救生圈，令上述物件在當時屬嚴控使用。陳引官方數據指，從中共建政後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成功逃港者至少120萬人。
「這120萬逃港者換成家庭，衍生的人口就是逾300萬，這是多大的數字！80年代初香港才500多萬人，即至少有一半香港人是與逃港有直接關係！」陳指逃港者主要是不願留在社會主義大陸，才跑到資本主義香港；「這是毋庸諱言的客觀事實。我們（內地當局）研究和解決香港問題，怎麼能夠無視這段歷史？怎麼能迴避逃港歷史對香港幾代人的心理影響？」
「不應歸咎外部勢力」
為寫作《大逃港》一書，陳秉安曾採訪眾多當年的逃港者，不少成為好友，雖然現在中國已成經濟強國，但這些逃港者中沒有一個人表示後悔，「香港只有保持真正的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有吸引力，留得住人心」。陳秉安說了解幾百萬逃港者和他們的後人，才是窺測香港社會人心的途徑、是打開香港現有矛盾和問題的重要鑰匙，「如果我們一味用內地那套要求香港，用統戰思維處理對港問題，香港人會怎麼想？我看這才是香港問題的要害。鄧小平就是看到了問題本質，才提出搞一國兩制。用真資本主義、用一國兩制的兩制，留住香港人心」。
陳秉安認為香港真正要推翻共產黨、要顛覆這個政權的只是極少數人，「沒有人希望動亂，希望過不安定的生活。香港今天的問題，是（當局）沒有抓住大多數香港人的心理，沒弄清楚大多數香港人到底在想甚麼，輕率地把一切都歸咎於外部勢力挑唆。這是左的思維，是鄧小平早就提醒要注意的。那樣只會使香港問題越來越複雜」。他認為解決香港問題，「重在攻心，而不是伐力」。
97年主權移交至今，香港前進還是倒退？「蘋果」與你細數廿載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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