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江洋洋灑灑講了50分鐘，唯有沒有講到香港人最關切的、也是九七後所有香港問題的根本，就是——法治。
按照法治的原則和精神，香港特區的權力來源，不是如張德江所說中央授權和特區被授權，而是由《基本法》授權，由《基本法》界定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如果香港特區是由中央授權而不是由《基本法》授權，那麼中央若有人事變遷、有政策變幻，新上台的中央領導人忽然拍拍腦袋說要收回特區的高度自治、立法權、獨立司法權，要特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豈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變一切？若如此，當初又何必制訂《基本法》呢？制訂《基本法》的目的，就是要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有憲法與法律的保障，即不會因為一國的人事變遷而香港的兩制不保。
中央對香港有沒有管治權？不是張德江說有就有，而是看《基本法》對香港管治權所作的規定。
香港特區是否實行三權分立，還是三權合作？也不是看中共領導人昨天怎麼說，今天明天怎麼說，而是看《基本法》怎麼規定。《基本法》顯然沒有明白用上「三權分立」還是「合作」這個字眼，但從《中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都列明「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三權關係其實已比「三權分立」寫得更明白了。
什麼是法治？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關於法治的經典論述是：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美國前大法官Hugo Black 的經典名言是：「憲法是我的法律聖經，它對我們政府的設計，就是我的設計；它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珍視上面的每一個字，從第一句到最後一句；對憲法的最微小的要求的稍許偏離，都會讓我有切膚之痛。」
《基本法》如同香港的憲法，是香港法治的根基。《基本法》的每一個字都要嚴格遵守，不能因政治需要去隨時隨意解釋。《基本法》沒有訂明中央有「全面管治權」，沒有訂明中央對香港行政長官有「指令權」，沒有訂明香港實行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所有這些，按John Locke的論述「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就都是違反法治原則、按政治需要所作的解釋，是不能成立的。
張德江說：「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的權力。」香港的「高度自治」的權力是《基本法》賦予的，制約中央權力的是《基本法》而不是什麼人以什麼為名。
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去年10月公佈2016年「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排名，在113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排名第16，中國就排名80。中國的法治指數遠低於平均值，更比前一年下跌9位。實際上，給中國法治排名並不恰當，因為中國根本沒有法治，即沒有「法的統治」（Rule of Law）。
九七後香港的所有問題，都源於由沒有法治的「一國」凌駕於一向法治指數名列前茅的香港，不斷實行人治的干預。張德江的長篇講話，就是最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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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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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主權移交至今，香港前進還是倒退？「蘋果」與你細數廿載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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