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曾志豪的棟篤笑《回帶廿年》終告落幕，我卻失落，尤其想到演出前跟時間競賽得滿身傷痕，以至與戰友互撐互罵，更如往返地獄人間，折磨得想吊頸自盡……然後，演出了，記憶裏，都是觀眾不斷拍掌大笑，就此療傷。
感性說盡，可理性告訴我，還是要思考觀眾笑聲為何。畢竟我們不是子華林狗，為何有觀眾？又為何有笑點？這些問題隨時是文化研究博士論文！
我思前想後，或者可以扮作第三身，細想觀眾入場心態──那是為了題材？為二十年的不快／不堪／不壞／不差回憶？為了有演出者批評時局，作為自己的發聲筒？
有此想法，正是因為棟篤笑的特性，本來就有批判時局與自強發聲的象徵；美國對棟篤笑的英語命名最好，是「Stand-up Comedy」，直譯是「站着做喜劇」，卻也象徵「站起來」笑罵權貴。當然，尤其在美國城市發展及種族問題的處境，Stand-up Comedy更是有色人種在貧民區酒吧的（即興）表演，以反諷社會對他們的歧視與不公。可以說，一個人無端白事棟篤企講笑話，事出有因，亦必然由於他手無寸鐵，唯有把笑聲變成衝擊權力的武器。
《回帶廿年》就是如此邊緣化的演出，因為它一定不會是香港主流所歌頌回歸廿週年的慶典活動，更不會是官方接受，裏頭既笑特區政府，卻又自嘲香港社會面對中央阿爺的無力失勢。相反，曾志豪和我，雖然不是美國黑人般受盡種族凌辱而發聲，卻同樣是在無權無勢下的委身笑談；縱不成打擊強勢的武器，卻至少是在喜氣洋洋之外， 以笑話記錄社會問題。
所以，在演出裏，我們笑豪宅變成了六十呎「棺材盤」，觀眾會苦笑；我們笑《我是歌手》反映一國兩制失衡，觀眾會狂笑；我們笑《警訊》應有拍給警察作自我警惕犯案的「內部傳閱版」，觀眾直情笑到滾出座位……因為現實就是，大家都面對着住不下買不起的貴價細樓、頂不住挨不起的強國權力、吃不消冷不防的出事警察……再然後，就是令人感慨香港我家，家不如家。
是故當我在舞台上聽觀眾笑得如雷震天，我會為所度橋段自豪，卻瞬間驟感心寒，因為觀眾捧腹，是為同感，卻不是快感，而是痛感──心痛香港已難再讓人快樂，而更多事亦難再取信於我城！更弔詭的，是比如我們笑地產經紀為生意大打出手，剛過去一周就有女經紀起腳踢人事件；而我們笑梁振英收受五千萬，以為只是舊橋，可剛兩星期以來，就有他修改調查範圍的暗黑文件，把事件再炒熱！換句話說，幾個月前度的笑話，演出過後，現實仍有高潮，可就在荒誕的港人港地上，超額發酵。
現實高潮，就是我的失落──那不純粹是因為演出完結，而是我見外地棟篤笑的弱勢象徵，真箇在香港落地生根，而且更見無力！有前輩在演出後提點我們，說我們演出太過「黃絲」，不夠「大眾化」；我支吾以對，因為我知道，如此《回帶廿年》笑過的點滴，雖云回首，不無前瞻，終究在未來即便還有人要作藍黃二分，可是香港問題，都是全個香港要承受的邊緣命運，無分你我。觀眾笑聲為我演出療傷，可原來笑過之後，想到香港傷痕，畢竟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