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任職的網上傳媒公司因商業壓力裁員，裁掉差不多三分二的人手，我是其中之一。說到底是商業還是政治壓力，也很難說清。如果是因為政治壓力，教大部份投資者卻步，這能叫甚麼？朋友說得好，很多年前，我們談及公共媒體，念茲在茲的是公共價值，監察社會，探尋真相；幾年之間，我們談的是商業模式，無論甚麼時候第一句問的都是有沒有可行的business model，其他一切免談，或者在這個年代來說，其餘的也更為次要。生存下去彷彿是至關重要的事，其餘一切都得讓道。那個其餘是甚麼？無所謂了，也沒有多少人會深究。
被裁的消息傳出後，朋友見面，頭一句就問最近如何。我自然反應地回他們正在找工作，這也是實事，可他們往往一臉不解，一副沒好氣的樣子。我才知道，他們要問的，是與這個同期，有關我雨傘運動的那單官司。這次案件，聽說政府循普通法控訴，罪成的話最高刑期可達七年，說來不輕，那次在警署付保釋金，警方企硬要一萬元，平常你要是沒錢，幾百元也放你出去，這次強硬是警方要向社會釋出嚴陣以待絕不手軟的訊息。是這樣嗎？我也不太曉得。最後我和另一位當時仍是學生的被告，保釋大金盛惠六千，其他人一律一萬。
成為被告至今，我也不知道說點甚麼好。那天在警署前面對鏡頭，感覺非常陌生。我已經太久沒有在鏡頭前發言了，很不自在。鏡頭有框，你整個人整個思緒都被攝在別人的框架之內，很奇怪。不過這種不適感也不是這次才有之事，反正一直以來都是──除了最初當上學生會會長時，一度沉醉在曝光的銀燈光影之間，後來很快就被那時的副會長岑敖暉指正過來。
不知道說甚麼的更重要原因，可能是我沒有太認真去想過，這次被起訴對我有甚麼影響。比我付出更多，犧牲更大的人比比皆是，他們有的已受牢獄之災，有的還受苦於審判過程之中，大部份都沒有被公眾注視與支持。像我這種人，兩三年前曾經出現在電視上，說了幾句話，今天就被社會關心，有律師義助，到警署報到也有上百市民支持聲援，我也不知如何自處。我知道他們不是為我而來，可能是為其他人，可能是為整個雨傘運動，但蒙受其益，總覺不妥。
政府透過法庭審判我們，我們又該如何審判整個不義的體制？無權勢者，惟有透過日常的生命實踐，去拷問整個社會良知。在生存以外的其餘，還有很多事需要做，努力地做。如果有很多事值得做，花太多時間思考成為被告後的法律程序及後果，似乎有點不值得。起訴反抗者，就是要讓我們疲於奔命，有所顧忌──如果真要坐牢，那我和葉泳琳所做的努力豈不是要中斷？如果這樣，是不是今天起就該撒手不理？這樣的話，太不值得了。反正政府要告你，總會告你，要打壓你，總要打壓，還是先不要想太多，慢慢的把事做，盡力做就好了。這也是審判一種。
這樣的話在鏡頭面前說，似乎多餘。於是，我也沒有甚麼好說的了。這樣想來，算不算「沒有想過被起訴對我的影響」？我也不知道。上個星期，有位記者問我，所謂不去理會官司而慢慢去做自己該做的事，算不算是逃避一種。被她這樣一問，我的確很認真想了一想，我也確實從來沒有這樣想過。現在回想，我想我會答不。
撰文：鍾耀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