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梁振英於2014年被澳洲傳媒揭發出任戴德梁行（DTZ）董事時，與澳洲企業UGL簽訂協議，前後共收取約5,000萬元「分手費」，部份款項是在其出任特首時收取，但卻沒向行會申報。事件令社會各界譁然，梁振英卻堅稱事件沒有問題。數年以來，泛民主派在建制派阻撓下，幾經辛苦才於2016年底由梁繼昌與筆者共同發起，在立法會以20名議員呈請的方式，成立沒有傳召權的專責委員會調查。但建制派議員在委員會的表現着實令公眾失望，完美示範如何以技術理由拉布，近日更變本加厲，提出將今日的會議改為閉門進行。
梁振英自當選特首後，已被傳媒揭發他家中有僭建問題，但他卻玩弄語言偽術，聲稱購入大屋時僭建物已存在，指是自己疏忽，並無隱瞞，不涉誠信問題。其後再被傳媒踢爆UGL事件，梁振英又稱此事只是政治炒作，多番強調不涉利益衝突。他又自行演繹規矩，指行會雖有申報制度，但此類協議不需要申報，更辯稱簽訂協議時，自己不是行會成員，亦未當選特首，故不成問題。
除非崩口人忌崩口碗，既然梁振英如此振振有詞，又怎會怕公開事件詳情讓公眾討論，以釋疑慮，甚或還他自己一個清白呢？率先報道事件的《蘋果日報》就收到梁振英的律師信，有要求他們「收聲」之嫌。就連調查委員會成員之一的梁繼昌，也因為評論梁振英晉身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事時，提及梁收取澳洲企業款項，可能「仍然接受緊廉署調查，甚至是香港或外國稅務局的調查」，結果沒多久又收到梁振英的律師信，指他言論失實，梁振英亦成為首位以律師信「兇」立法會議員，遏止就公共事務作出批評言論的特首。
立法會調查UGL事件的專責委員沒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的傳召權，但建制派仍惟恐護主不力，竟然在專責委員會11名委員中，佔了7個席位，泛民成員卻只有4個，護主安全系數可謂前所未有。調查委員會甫開會即有建制議員不斷以技術方式消耗時間，對專業的立法會秘書處所草擬的職權範圍，提出多項雞蛋裏挑骨頭的問題，委員會至今開了三次會議，都未能釐定職權範圍！
其中一個荒謬例子，是建制派議員不斷糾纏一份由梁振英與UGL公司簽訂的合約範本文件是否真確而唯一的一份，認為在現階段列作附件不恰當。專責委員會的成立目的，正是要調查梁振英與UGL公司簽訂了甚麼合約、收益是否有申報、有否利益衝突、有否依法報稅，委員會在討論這份「合約」及作出判斷的同時，當然會尋找其他證據和新資料，確認「合約」的準確性才作出定論。怎可能在第一次會議，甚麼都未調查時，便先質疑現階段證據的真確性，藉此抽走有關文件，拖延調查進度？這是典型的套套邏輯，自相矛盾。
程序公義絕不讓步
專責委員會今天再開會，我們早已料到建制派會繼續以瑣碎無聊問題去拖延，但想不到有人竟明目張膽地提出要閉門會議，這難免令公眾質疑和猜測動機。將今天會議改為閉門進行，又沒有清楚交代理據，難免令人擔心是否有些話不敢於鏡頭前說出來？是否涉及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和限制，進一步縮窄調查範圍和權力？現時專責委員會的調查權力已小得不能再小，若再進一步收窄，最後一定甚麼都查不到，徒勞無功。
筆者必須強調，這次要調查的UGL事件，涉及到特首的個人誠信和有否違法行為，涉重大公眾利益，事件具有公共性，故此應將調查過程盡量透明化，讓公眾釋疑，才是恰當處理方法。
香港過去也有政府高官甚至特首，在香港法律下依然受到法律調查及懲處，為何梁振英就不能被查？這調查如果最終確認「光明正大」的梁振英沒問題，那便是還他公道的機會，為何建制派卻要諸多留難呢?
我們已要求秘書處向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反映對閉門安排的不滿，據理力爭，不容閉門造車，泛民亦絕不會在調查過程的程序公義上作出讓步。
尹兆堅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