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聲淅瀝瀝，我心亂如麻。五月天氣變，往事猶多憶，想起昔日送稿事，辛酸、疲勞，卻興奮。稿子送抵報館，隔天刊出，滿足了「成功」欲望，喜不自勝，辛酸、疲勞盡去。七四年打東京回，苦無生計，女兒尚在襁褓，妻子弱不禁風，養家重擔壓在肩上，不學無術，粗活扛不起，優差缺學歷，彷徨無所依，只好闖文苑，幸賴克亮兄之介，為《明報月刊》翻譯中日政治、文化稿，每天往天星碼頭買隔天日本報紙《朝日》、《讀賣》、《每日》等，回家看國際版，擷其有價值者，迻譯一二，交《明月》編輯部，不久，明報「國際版」也來索稿，跑動更勤。那時我棲麗池，跟《明報》報館很近，送稿不費力，且還視為樂事，不是嗎，送好稿，遇上克亮有空，就會相偕到樓下對馬路的「吉祥」，一杯咖啡在手，天南地北縱談，偶然《明報》最英俊的編輯王司馬、《明報》最博學的哈公都會加入茶座。王司馬謙謙君子，儒雅俊美，來自澳門，常詡是最幸福的人，因為偕他同來伙伴，都是短命人，哈公重傳統，道：「王司馬！別亂講，命是不能標榜的！」王司馬一笑置之。王司馬離座後，哈公搖首嘆息：「這話不祥，講不得。」我年少好謔：「不怕！咱們身在『吉祥』必吉祥。」眾笑，也不放在心上。不久，王司馬罹惡疾，四十多歲，悄悄地走了。聽說金庸最傷心，說捨不得王司馬，實是感其才。
浸淫久，寫作地盤擴闊，除了《明報》，遍及《星島》、《東方》、《文匯》、《新報》，收入增多，麻煩接踵而來。其時，不要說Internet，連傳真機也沒冒頭，寫好的稿子只能靠「送」，大作家如倪匡，報館派專人上門取、海派過來人一日寫十家報館，雇了個messenger，我乃「小巴拉子」，哪有此待遇，親自送。五家報館分佈在北角、灣仔和西營盤，距離頗遠，往來費時，天朗氣清還好說，一旦遇風雨，尤其是刮風的日子，苦不堪言。我寫稿時間是下午兩點到四點半，之後整裝出發，徒步至《明報》、《星島》（相隔一條橫街），繼而乘紅巴到天樂里，先把《東方》稿子放到「昌業大廈」管理處的《東方日報》稿件匣裏，再踅至灣仔道《文匯》報社。四家報館送完，再乘巴士到上環，沿水坑口街，轉入新街《新報》，一輪轉折，耗時起碼一個半小時。送完稿回家，已是萬家燈火，一家三口孵在小房間裏吃飯，生活清貧，苦中有樂。一個月裏，總有小折磨的光景，的的答答下雨了，我受民國文人習氣感染，多愁善感，憑欄望雨，點點滴滴，往事似煙如霧，詩意詩意。可雨中送稿，又是另一回事，用針筆寫的稿，遇水會化，稿紙變軟，遂先要膠紙包好，塞進內袋，徒行遇煙雨，略有不愜意之感，卻不礙事，每逢暴雨，上車下車，則苦事也，一手撐傘，一手按上衣防雨水入身，頂住風冒雨前進，說不慘是騙人。其實這種小折磨還是小事兒，最怕碰上掛風球的天氣，電視台預報風暴明天中午來，那就得趕寫兩天的稿子以便對付，一日五千字，共寫一萬字。偶爾送稿時是三號風球，迨至新街，已易為八號，暴風、豪雨夾雜侵來，傘不擋風給吹翻，只好拉緊衣裳、半閉眼睛，迎風走。風烈如虎，進一步，退一步，挨牆待風稍停，跨步向前，風一緊，又得避居牆邊，時已黃昏，寄客連拳雨潑剌，遠處人家一燈孤，天地岑寂，我與風雨鬥。回到家，全身濕透，坐在椅上光喘氣。風雨送稿，持續好幾年，一月小折，半年大磨，有啥法子，誰教你吃這行飯！迨傳真機發明了，救星至，打個電話，傳稿報館，送稿終成歷史陳跡。今午又逢雨，懷念起風雨送稿的日子：往昔苦事隨水流，再聽雨聲已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