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外長錢其琛病逝，享年89歲。港人對他印象最深應是他在九七回歸及炒陳方安生事件上都扮演重要角色。不過，他最重要的工作及功績都是在外交領域，更被推崇為中國「外交教父」，而今天中國在外交上到處碰壁，跟偏離錢生前執行的外交戰略有莫大關係。
錢其琛是否中國外交教父有待商榷，但毫無疑問是出色的外交官，其仕途頂𥧌是八十年代末至2003年擔任外長兼副總理這十五年，當時正值江澤民時代，他能有出色表現跟江的信任分不開，兩人確有相同外交戰略，造就了錢的外交成就。而且，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速時期，但在外交上處處受制，面對改革開放以來最困難外交形勢。這一切都是中共血腥鎮壓八九民運引起。
六四事件之前，中共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雖有起伏，但總體而言都不錯，歐美不僅在資金、教育等協助北京推動改革開放，甚至輸出大量重要的設備、技術和武器，八十年代美國更出售了24架黑鷹直升機給中國，成為中國軍方往後多年最重要的巡邏、救援、運輸等多功能直升機。可是，中共當局出動野戰軍、動用坦克及自動步槍等武器血腥鎮壓北京民運，一夜之間改變了中國的外交形勢，除了北韓、古巴等少數國家，國際社會一致譴責北京當局使用不必要而且殘忍的武力，美國等西方國家更施以嚴厲的經濟、軍售制裁。未幾，東歐局勢突變、前蘇聯解體，中共要面對更大的內外壓力。
外柔內剛 突破西方圍堵
在此情況下，鄧小平定下「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廿四字應對方針，具體如何執行去突破外交困局，成為外交系統當務之急。他們選擇的第一個突破口是日韓。作為西方陣營在亞洲的兩大成員，拉攏日本的方法就是讓利，放寬日本企業在中國的投資，並千方百計與南韓建交（這也成了平壤與北京至今無法解開的心結），這就成功打開了西方圍堵的缺口。
更大的缺口來自英國。錢其琛外柔內剛外交手腕在處理香港問題時已表露無遺，跟周南、魯平等惡形惡相的共幹很不同。當時港督衛奕信提出「玫瑰園計劃」（新機場等十大基建項目），以穩定人心，卻遭北京狠批造價太高，還陰謀論指摘港英當局想掏空香港庫房，最後要求英國首相馬卓安訪華以換取北京的「綠燈」。果然，馬卓安訪華並簽下新機場諒解備忘錄，這就成了北京打破西方封堵的重要突破口。
事實上，錢其琛執行鄧小平廿四字方針時很明確，就是「大國外交」，將外交資源集中投放到改善中美關係，全面拉攏美國政商界，不僅要中國領導人與美國總統建立私人關係，還動用政治公關游說國會議員，對美國商界領袖也是「卑躬屈膝」，跨國公司的投資可以「特事特辦」，甚至在處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炸毀、中美軍機碰撞等有機會影響中美關係的敏感事件時，也是表面上譴責美國、暗地裏妥協讓步，以換取穩定的中美關係。處理好中美關係，與其他國家的問題便迎刃而解。中美領袖互訪後，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也很快解凍，這就是四兩撥千斤功力。
可是，胡錦濤當政及習近平上台後，再無如此胸襟並獲領導人充份信任的外交人才，外交系統也變回純粹的執行者，而胡習也厭倦了美國的「欺壓」，先後拉攏俄國、歐洲、金磚四國等新興力量，以抗衡美國。隨着國力上升變成強國，鄧的廿四字方針早被拋諸腦後，韜光養晦不再，代之以事事出頭，中國在國際社會受到更多的猜忌質疑，只能獨沽一味以利益去維繫關係。
潘小濤
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