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絡留言問我：「六七時你在做甚麼？」
基本上，我追求透明的人生，也就是「事無不可對人言」。在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中，我接受訪問時也說，當時我參與「反英抗暴」的工作，出版一些配合左派宣傳的漫畫小冊子。近日忽然想起，那時還在《文匯報》副刊寫一個諷刺小專欄，欄名叫「燃犀集」，取「燃犀燭怪」的意思。
這之前，我在辦一份年輕人的刊物《伴侶》，很受歡迎。刊物背後也是中共出版機構在支持。1965年，我隨出版界員工訪問團到大陸，去了還沒開放的「革命聖地」延安，被毛澤東的「偉績」和「思想」洗了一次腦。在北京獲領導港澳工作的廖承志接見，他毫不諱言地說香港要保持現狀，還說「有利可圖」嘛，愛國機構職工只好辛苦你們啦。
次年文革爆發，從左派宣傳中，我認為這是偉大的共產黨發動群眾、從下而上洗滌官僚主義污泥濁水的史無前例的行動。1966年底，澳門的12.3鬥爭，把澳葡鬥到低頭認罪，似乎真的是「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了。
1967年五月風暴刮起，我被左派外圍的上海書局召回本部，並在上環乍畏街租了一個寫字樓參與出版界「反英抗暴」的宣傳工作。那時，出版界的中共領導人常來上海書局宣講毛澤東思想。所講的都是文革的鬥爭哲學，和港英鎮壓愛國工人和學生的片面道理，從來沒有具體指出港英在過往的施政方面有何缺失。五月風暴的持續發展，工人罷工、真假炸彈、港英大逮捕等等，我的親身體會，左派的所有行動，都由中共港澳工委直接指揮，新華社（即中聯辦前身）的要員和高層，不停到各個愛國學校、工會和機構宣講政策，推動鬥爭。尤其是發動青少年學生造反，根本就是把紅衞兵造反那一套搬來香港。為甚麼六七風暴會產生那麼多YP（young prisoner）？就是文革利用年少無知者的一腔熱情去達到政治目的的翻版。
1967年曾在中國外交部西歐司港澳辦公室參加處理香港「反英抗暴」鬥爭的冉隆勃，1996年以余長更的筆名投稿《九十年代》月刊，詳細敍說由周恩來親自參與指揮六七行動的整個經過。文章講到1967年底，周恩來召集香港和廣州的負責人到北京，就六七鬥爭作一個總結。結論是：在極左思潮的干擾下，這場鬥爭倉促上馬，脫離實際，因而要即時結束。中共工委將決定傳到香港，一夕之間，真假炸彈煙消雲散。當年擔任警隊指揮官的陳欣健回憶說，他感覺情況猶如昨天放炸彈、今天關水喉，不明所以。
我的體驗是：當時被鼓動參加或全力支持行動的左派群眾，包括眾多青年學生，首先是錯誤低估了港英當局維持統治和治安的堅定性，以為和澳葡一樣會跪低；但更大的錯誤，是高估了中共支持六七風暴的決心，參與者一直希望中共不只出聲，而且會出手，但等到的卻是「收手」。青少年也同紅衞兵一樣，最終是被出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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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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