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兩年，老友孫柏文忽發奇想，要搞一系列「思考不可思議」（Thinking the Unthinkable）的討論會，我提出的主題是「大眾媒體滅絕之後」。
被譽為公關之父的Edward Bernays在1928年曾經講過：「這是個大批量生產的時代。大批量生產的模式，已經應用在消費品的製造和分發。在這個時代，也應該有思想的大批量生產和傳播。」同一年，紐約州的W2XB正式首播，是為世界上第一家商業廣播電視台。
Bernays在其名著《Crystallzing Public Opinion》中更毫不諱言，宣傳（Propaganda）就是「隱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的執行部門。曾幾何時，掌握電視廣播的內容，是控制社會的關鍵。由1936年納粹德國首次為奧運進行電視直播，到1960年美國總統大選尼克遜對甘迺迪的電視辯論，都可以見到大眾傳播媒體一直與政治息息相關。政府對電視行業的規管，相對其他的傳媒更加嚴格，其原因不說自明。
2006年《時代》雜誌破天荒地選了「你」（You）作為年度風雲人物。當年，YouTube 剛成立一年，社交媒體Facebook也方開放予讓各大專院校以外的人加入。在十多年後的今天看來，這是《時代》近幾十年來最具前瞻性的年度風雲人物評選。
我算是比較早接觸互聯網世界的一群，也大概有廿多年沒有慣性地收看電視。過去廿年，由桌面電腦到手機再到平板電腦，我接收資訊最主要的渠道，是這些個人而私密的小屏幕。坦白說，在我的世界裏，流行文化一端凝固在九十年代，但在另一端則是越洋而來無遠弗屆的網上娛樂；我見到的世界比上一代人的理應更加遼闊，但資訊更個人化的同時，在某層面上變得更狹窄。
由「廣播」（Broadcast）到「窄播」（Narrowcast），除了意味媒體行業的營運模式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同時也意味着管治失去了一個方便而有效的工具。最近有線電視的股權醞釀易手，有人擔心言論自由會因此受影響；我卻認為從宏觀視野看來，憂慮是過時而且不合時宜。
在這個連長者都懂得用Facebook的時代，掌握電視節目內容的管治手段，究竟還有多少價值和功用？兩年前的那場「大眾媒體滅絕之後」座談會，我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在政府和企業在掌握如何透過社交媒體了解民情之前，它們會仍然沿用過去的一套舊方法，以為游說了少數掌握了編採權力的新聞工作者，便可以改變民眾觀感，掌握社會脈搏。結果，掌握了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一群人，將會有一段日子明顯與社會脫節，也就是我們目前見到的所謂社會撕裂。」
每個人都是封閉的回音室
剛過去的一場行政長官選舉，就是這種過渡期下的現象。但相信假以時日，而且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大眾廣播媒體將完全失去影響力。取而代之是更加複雜而又零碎的「自媒體窄播」下的「後大眾廣播媒體」時代。
在「後大眾廣播媒體」社會，每個人都選擇自己想見到的資訊，這些資訊背後反映的價值往往與接收者本身的意識形態一致。這個看似百花齊放的生態環境，實質是一個又一個封閉的「回音室」（Echo Chamber）；每個人都在意識形態相近的朋輩影響，感到「吾道不孤」，信念越加強烈。
與此同時，由於沒有任何人可以將訊息穿透至整個社會，從管治者的角度，這是一個深層次的挑戰。近年見到的所謂「社會撕裂」，在某程度上反映「後大眾廣播媒體」中，社會越來越難獲得共識，持不同信念和價值的族群排斥「非我族類」，互相叱責別人是民粹。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香港，在所有新媒體發達的國家亦復如是。
我不是說要回到廿世紀中，社會才可以達致共識。相反，我覺得這是一股最大的動力，驅使大政府要反璞歸真，管治者也要學會謙卑，回到最基本的現實和人性；群眾不再是一個個面目模糊的代號，而是真正由獨立個體組成的聚合。
李兆富
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