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境外潛來間諜日趨猖獗」為詞，頒佈《公民舉報間諜行為線索獎勵辦法》，獎金由一萬到五十萬元不等。中共習慣於無有之中製造境外敵對勢力，然後以勾結境外勢力之罪加諸異己：六四前後固然如此，香港黃雨傘運動期間也是如此。甚至最近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曾俊華忤旨參選，也被斥為「境外勢力的棋子」。
戰國時，秦孝公用商鞅，厲行變法，獎軍功，勸農桑，並下令小民互相監督：「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者同賞。」一時果見兵強國富，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史記》卷六十八）。不過，正如後人指出，秦人禮義誠信因此消盡：「招之以告訐，壹之以農戰，以坐收富強之實，而不顧元氣盡削，秦人化為虎狼。」（嚴萬里《商君書新校正序》）。這段話，驗以中共治下國民道德，就知道有沒有道理。
一九六八年，台灣正中書局出版《中共暴政罪行錄》，收錄了湖北沔陽縣民劉立洲一篇文字：「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春，共匪竄擾吾鄉，利用無業遊民，實行『窮人翻身』，組織『聽房隊』、『聞香隊』，檢舉知名之士，召開鬥爭大會，謀財害命。吾家之遭害，係共匪利用吾家之牧童發動。他檢舉吾祖父劉道備為『地主』、『劣紳』……」最後，劉道備遭槍決，劉立洲則輾轉逃到台灣。
中共得志中原之後，發起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右派鬥爭、文化大革命等等，無一不鼓勵百姓互相告訐。六四之後，學生領袖周鋒鎖被中共通緝，逃回故鄉匿藏，却因姐姐舉報，被捕入獄，中共還宣傳其姐姐「大義滅親」。
孔子不取「大義滅親」的告訐。楚國葉公曾對孔子誇言：「吾黨（我們這裏）有直躬（正直）者，其父攘（偷）羊，而子證（檢舉）之。」孔子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父隱子之惡），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重視的，是父慈子孝，是社會的基本道德（《論語‧子路》）。
唐太宗貞觀初年，侍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二人，以告發同僚陰私得寵。大臣魏徵進諫說：「萬紀等小人，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奸以自損乎！」太宗醒悟，賜絹五百匹。貞觀之治光前絕後，何用告訐（《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宋朝更有法律禁止告訐。神宗元豐年間，白馬縣有賊殺人，苦主畏賊，只敢匿名舉報。縣吏抓得殺人犯，也訪得檢舉人，鑒於「法禁匿名書」，就奏請朝廷定奪。神宗把殺人犯判刑，同時輕杖匿名檢舉人，解釋說：「告訐之風不可長。」蘇東坡因稱許神宗說：「此所謂忠厚之至。」（《東坡志林》卷二）
只是中共為政，從來力戒忠厚。所以，習近平以獎金發揚告訐之風，務求國人化為虎狼，互相監視，以保中共金甌永固。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