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上見到評論文章，指中共未來可能比晚清還不堪，結局更似北宋。許多人想像中的宋皇朝，是屢受外敵威脅的弱國。事實上，宋皇朝在社會文化經濟等範疇，成就斐然，甚至可以說只差一點點，宋皇朝就可能成為遠東的啟蒙時代。可惜，歷史沒有如果。蒙古滅宋，之後的統治雖然一百年不到，但足以將中華文明最精緻的部份，完全摧毀。
由蒙古統治至今的七百多年，所有成功奪權的統治者，最終都要以極權手段，去維繫少數人利益。由帝制走向共和，本來是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一次轉變的契機。可惜時至今日，中共政權仍然停留在晚清的水平；一方面要盤算在如何在經濟和軍事上增強國力，另一方面又有秩序地疏導管理新興中產知識分子的政治訴求。
從宏觀角度看，中華民族走向現代的轉捩點，是太平天國。幾乎是每個朝代最後階段，都是由類似的大型政教合一反政府運動揭開序幕。在廿一世紀的世界，要策動政教合一反政府運動，成本比過去更低；中共如此忌諱法輪功，也是這個原因。
太平天國動搖了清政府的管治，也間接促成了後來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中共另一個心魔，就是地方在政治經濟上有自己的實力，最終退出大一統的框架。可是從另一角度看，歷史彷彿在告訴我們，假如不惜代價都要維繫大一統，這個國家的宿命，就是要困在某種治亂興衰的循環當中，難有根本上的突破。
文革過後四人幫下台，一直到1979年中共終於在經濟上改革開放，中國歷史似乎終於由某種動盪的局面，回到正常發展的軌迹。可是不要忘記，中國歷史總是亂多於治，二千多年歷史中，長達幾十年的治世，甚為罕有，足以載入史冊。
宋帝國初年，基本上是某種「無為而治」。宋朝第三個君主宋真宗，也就是那個寫下《勸學詩》千古名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一方面專注發展經濟，另一方面以龐大利益吸引知識分子成為統治者手下。結果，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少數沒有發生大型政教合一反政府運動的朝代。外交關係上，宋帝國都是採取化干戈為玉帛的策略；以至蘇軾後來形容這段歷史時也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
權貴走得快好世界
換了今天的語言，宋帝國的管治格言就是：「凡是只要用錢解決得到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可是，以錢收買統治的權柄，最終結果就是在權力核心中，出現既得利益階層的聯盟。一旦經濟不景氣，利益分配不均，國用不足，權貴之間就會出現紛爭。事實上，宋代由第四個君主開始便有黨爭。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更明顯訂下了國進民退的方針；權力核心中的既得利益者，透過改變政策來為自己及政府聚斂財富。所謂的新舊黨爭，也可視為不干預與大有為的路線之爭。
王安石的宏觀經濟調控，並沒有任何明顯的正面效果，但經濟干預卻埋下一次貨幣寬鬆政策的伏線。在靖康之難前，北宋已有嚴重通脹和貧富差距急速擴大的問題，政府管理亦嚴重腐敗。金國的軍事行動，只是大家見到和記得，在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的稻草。
今天中共的情況，既似北宋末年，但也有晚清的影子。然而，古時的既得利益少數，只有跟整個統治集團共存亡，今天中共權貴的龐大利益，卻可以藉現代金融操作，轉移到境外。
近年中資企業都極為積極地在香港及其他已發展市場，大肆收購項目。有人認為這些企業是擔負了國家走出去的政治任務。我卻簡單得多，相信大陸有錢人都在尋找走資的路，更是走得快好世界；畢竟沒有人知道，一個時代，最終會在何時落幕。
李兆富
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