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來香港發佈新書，她說，要「說說」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我當然明白她的「說說」是什麼意思，她是要彈一彈，要罵一罵。未料在會上，剛被香港警方預約拘捕的前學聯副秘書長鍾耀華舉手問，為什麼要特別「說說」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和民眾有什麼不一樣，有什麼值得特別對待？碰巧的是，就在會場上我收到朋友傳來一篇文章，是北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何玉興編撰的，文章指桑罵槐，借中外思想家的口罵目下中國知識分子，說是最絕望的腐敗並不是官僚，而是知識分子；最可怕的墮落也並不是匪盜痞，而是知識分子。
鍾耀華的提問，我覺得是身為知識分子的一種反省，有點像愛因斯坦以前說作為一個集體來看，「德國知識分子的行為，並不見得比暴徒好多少」。或者是朱利安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裏說的，「在群體激情四溢的狀態中，推波助瀾甚至是主動墮落，沒有比知識分子更沒有骨氣，更容易墮落的了。」這樣的話，雖說得很重，但一旦離開現場，其實也沒有什麼殺傷力的。
章詒和也借錢理群的話，批評目下知識分子，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老師，培養着一批又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義的學生。但她沒有正面回答鍾耀華的提問，只是說她的確認為在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還是不一樣的，她對中國知識分子仍有比普羅大眾更高的期待。
章詒和具體想說的，主要還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因為所謂的反右派運動，是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她找到了毛澤東的名著《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四九年前的版本，「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數大概不出一百萬，即四萬萬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運動之死敵。」章詒和說，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一系列舉動，都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