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時今日我是一個細路，每天上學下課，我會看見怎樣的學校、經歷怎樣的學童生活？
早會鈴聲響過後，校工把鐵閘大門鎖上，一天的學習生涯就此開始。可曾有人忽然停下腳步，問一問，為何小孩必須每天花七、八個小時持續學習，並且年中無休地維持這樣的生涯長達起碼十數年？為何累的時候不可以停下來不學習？為何不可以一星期只上三或四天學？
我們不會再去問這些問題，因為「全職讀書」已被視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並提升到道德層面——逃學就是壞學生、就是練精學懶；甚至引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式的功利規訓。可是，無論在學校內度過的時光是歡樂多於苦悶，老師是滿懷愛心還是嚴厲斥責，同學之間是友誼萬歲或暴烈欺凌，都不能改變學校作為現代社會制度之一的基本性質，那就是它是強制的。香港自從實施九年強制免費教育以來，從積極的角度去看當然是保障了小孩的學習權利，但同時，留在統一制度外的選擇權（如家庭教育）也同時失去了。
小孩被送進學校之後，就沒有自由進出的權利，不得擅自離開課室、離開座位，以至「唔准傾偈」；鈴聲把一天的時間切割開來，嚴格規範，告知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什麼可做什麼不可以。隨着家長動輒要求學校問責之風日盛，香港的學校更發展出小孩在小息期間於操場也不得奔跑的規限。所以全天候學習的背後，學校還肩負着與教育沒有直接關係的功能，那就是託管，以及隨管理需要而生的規練。小孩當然可以在重重的「不准」之下嘗試去逾越，但隨即就會面臨相應的懲罰。出於管理需要的規訓，很多時候並不涉及價值上的對錯，訓練的只是個體對紀律的絕對服從。然而毫無懸念，有規訓的地方就會有策略反抗，例如小息結束的鈴聲響起，一聲Freeze令下操場上所有小孩都必須靜止不動，於是小孩就會自行發展出各種引人發噱的靜止形態，以擦邊球的方式去回應規範。甚至近日男生於便服日穿着女生校服，也是懂得鑽校規空子而生的策略反抗。
在一個高度整合的現代社會，自小必須學習服從規範或許已屬無可厚非。然而一個小孩一旦進入學校這個制度，他／她就要上繳自由與時間，而知識學習則是在日復日的規訓框架底下進行；在鈴聲與鈴聲之間，小孩必須學習，而在另一個時間格子內，他／她又必須交出達到一定水平的學習成果（所謂業績），不達標者需要面對後果。以規訓——懲罰築構而成的「全職讀書」制度務求把小孩由內至外都變成合乎社會需要的個體。若還存在一定變數，那就是在服從與未被馴服之間那狹小的灰色地帶發揮一下狡黠的創意，嚐一點反抗的滋味。從這個角度看，法國哲學家福柯把學校、工廠、監獄視為本質相同的社會制度，也就不是乍聽彷彿很激進的分類法了。
2017年才不過剛走到第三個月份，就已有九名以上學生（大、中、小學）選擇從這個制度跳了出去。連串輕生，使人無法不聯想起富士康的慘劇。到底是強迫的制度把年輕的生命淘汰出去，還是他／她們選擇了以最慘烈的方式向制度作出反抗？血已在淌，我們已沒空間不逼視着這個制度去問一句，學校到底是什麼？
作者：熊一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