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的清晨，律師仇浩然處理俗務前，在家中窗台前對着柳樹練古琴，奏着一曲《陽關三疊》。去年六月起，他從香港移居北京，眼前霧霾他卻看清前路。
「人總要給自己新的挑戰，每十年我便更換生活空間。除了空氣挑戰，我覺得北京是個很有趣的地方，以前香港只要你努力便爭取到一些東西，現在經濟與法律發展一池死水，當『北漂』至少那裏有很多可能性，香港已沒有。」訓練有素的律師，自辯時永遠雄辯滔滔，但48歲的仇浩然還多一抹近乎毫無忌諱的老實。
仇浩然的爺爺是大古董商仇焱之。上世紀40年代初，仇焱之憑着其慧眼，成為上海灘十里洋場中的風雲人物。
2014年，內地富豪劉益謙以2.8億元天價，在香港蘇富比拍下一隻明代成化鬥彩雞缸杯，創中國瓷器拍價最高紀錄。這珍品據聞就是仇焱之的舊藏，1949年以一千元在香港打造的「撿漏」神話，其後輾轉落入其他大藏家包括坂本五郎、ESKENAZI、玫茵堂等之手。更幻海奇情是，當年負責此交易的蘇富比亞洲區副主席及中國瓷器及工藝品部國際主管仇國仕，正是仇焱之另一位孫子，仇浩然的堂弟。
「我還有一位表妹，是陳慧琳呢。」仇浩然得戚地說，農曆新年大夥兒才在香港團拜，好不熱鬧。
我更關心是，當仇浩然看到劉益謙拿到雞缸杯後，興奮地用杯子斟陳年普洱茶，一飲而盡時，有甚麼感受？「我只是覺得他是一個白癡（idiot）！不尊重文物，漠視保存、修復文物。收藏文物背後的真實價值是保護文物而不是炫耀個人。」對事不對人，用六百年前皇帝、妃子估計用過的古物「吸仙氣」，他卻對大款的行徑倒抽一口涼氣。
「如果某某拿着杯把茶沖進去，當年我爺爺一定會立刻把他趕走，擁有不代表甚麼。」對於藝術收藏淪為金錢遊戲，仇浩然繼續不吐不快：「如果中國藝術和文化發展需要這樣的途徑才可發展出去的話，作為所謂的一個藏家我便會退出；假如中國或亞洲收藏藝術，可以同時包容不同的角度，而非只以這種土豪式收藏為正確收藏途徑的話，我會繼續參與。」
祖父名聲大 自小尊重藝術品
仇浩然十歲時，爺爺仙遊，沒機會向他傳授鑑珍智慧、淘寶絕活，但他牢牢銘記祖父如何尊重藝術品。
「觀賞藝術品時手不離枱，這是對藝術品必須的尊重。試過有位藏家把藏品提上來看，爺爺立刻請他走不准他再看。」仇浩然記得，爺爺把藏家分為三至四級，不同古董更各自擁有不同容身之盒，部份只能看普通貨色，真懂的人、願意和他探討和鑑賞藝術品用色、創作技巧、歷史淵源的人，才有見識高級貨色的機會。「有交流才是鑑賞藝術，不是所謂的擁有藝術。」仇浩然不忘補充：「我最欣賞爺爺並非以一千元買入雞缸杯，這事本身是個神話，我覺得他最重要的使命是將中國的審美眼光帶到海外。所謂的收藏，並非只是收和藏，老土些講，收藏家只是為下一代暫時保存文化罷了。」
有書記載，仇焱之悉心栽培七名子女，每晚指揮兒女侍奉瓷器珍品「就寢」，着七人排列隊伍，一持皮布抹拭，一以毛刷輕擦，另一人則捧起藏品輕觸飾櫃玻璃表面，清除剩餘塵埃。可見仇焱之對文物心懷敬慕，視種種儀式為收藏骨董工藝的禮節，凸顯其慕古追遠之情。1967年香港暴動，仇焱之認為瑞士乃世間唯一樂土，次年舉家移民，1980年於當地辭世。
仇焱之在收藏界的奇聞一籮籮，另一則是說仇焱之想得到大藏家張叔未舊藏的明代「建文」瓷筆架。「建文」年號只用了四年，其間所燒的瓷器有限，有年號的更少，據說到了民國建文瓷器只剩這一件瓷筆架，故此寶物成為仇焱之日思夜想的綺夢，而當時這絕世孤品在收藏家譚敬手上。據聞仇焱之提出，以獨缺建文款的明代各個年款的全套明瓷，來換譚敬所藏筆架，最終得手，被喻為上海灘收藏界的另一件壯舉。
求證此故事，仇浩然笑說：「爺爺要收齊明代帶款的瓷器意願是真的，但是否這麼傳奇就不一定。」而在仇浩然家裏，也有一個稀有的明代正統帶款花瓶。
仇浩然說，他父親仇大捷是爺爺唯一的徒弟，幫爺爺張羅和陪他到日本展覽等，也是玉器和骨董的藏家，而他自己略懂瓷器古董，但心繫當代藝術收藏。「我爺爺的名聲實在太大，從家族角度來看，我收藏當代藝術時也在思考無謂在古董方面入手，因為收藏的時代已過，除非你有足夠的金錢。變成金錢遊戲不是比眼光的話比較難。」
收藏界郭靖 集民間高手精髓
仇焱之13歲於上海一家古玩店當學徒起家，仇浩然也不輸蝕，14歲已跑到美國蘇富比當實習生。「一般大學才當實習生，但當時我對古董很感興趣，於是中學畢業便跑到拍賣行做資料搜集工作。」當時Carol Conover （現在是Kaikodo藝廊高層）她教他如何看織布，如何摺龍袍，Jan Stuart教他研究中國畫，另一專家教他分黃花梨和紫檀木，怎樣跪在地上看木的結構分辨木家具有否被修改過。他像收藏界的郭靖，盡吸民間高手的各種武功精髓。
被仇浩然視為啟蒙老師的Freer Gallery館長Thomas Lawton曾跟他說：「你祖父從鑑賞家、非學術角度看待中國藝術，沒有正式在學術方面專研中國文物，但他的審美眼光獨到，這點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一句惹毛仇浩然，他便從青銅器到古玉，從銘文到玉質，逐件查逐件量，並立下志向，自己的藝術收藏要從學術角度研究。
仇浩然還記得他的第一件藏品，是父親所送，當時他十歲。「爺爺過世時，家父給我一本圖錄去選，我就選了一件雍正粉彩豆青二老筆筒，它沒有款，是個方形的筆筒，上面畫了兩個老人站在看月亮，小時候看宋代的構圖已很吸引我。」這作品仇浩然不記得父親用多少錢從仇焱之專場拍賣中拿下，也想不起他的這件處女藏現在是否在家中某處閒置着，但它就像祖父精神的延續象徵。
仇浩然自知在古董收藏領域永遠無法與爺爺匹敵，而且從一個家族的整體來說，也需要有人來補充家族收藏的體系。故同樣沉迷藝術的他，於是轉投當代藝術，特別是亞洲當代藝術。他在牛津大學進修政治哲學，故收藏的藝術大都涉及政治，有一定的歷史文化重要性。早年，他成立羅中立獎學金以資助中國藝術院校的青年畢業生，還曾替藝術家義務出頭，去信拍賣行要求將疑似贗品或虛假陳述修正甚至撤拍。「你在乾隆年份仿一個成化的雞缸杯，它還是一隻雞缸杯，但不是成化是乾隆的，你說它是成化便是錯。」仇浩然說得義憤填膺。
自小浸淫在藝術圈，他又如何看收藏市場光怪陸離？「不同收藏家有不同的理想與意圖，第一點當然是自己喜好才去收藏，當然也不排除有些是為投資而去收藏，或者你只是想在行頭增加名聲，這也是沒有錯的，對我而言收藏本身是為推廣文化。但有些人老愛說自己是某某拍賣公司的客，或者說我很棒，常去高古軒吃晚飯，我告訴你，每餐都去高古軒吃飯的人80%不是其客人。」
在臨移居前，仇浩然將自己收藏的五件南亞及東南亞藝術家作品捐贈給香港西九文化區M+視覺文化博物館。「藏家希客（Uli Sigg）先生是我好朋友，他絕對有能力自己建一個美術館，他也參觀過國外不少美術館，最終決定把藏品捐（及售）給M+。一個瑞士駐中國的大使完全沒在香港住過的人都願意把他的藏品捐給香港，何解我作為一個香港人不把我部份藏品給M+？我除了希望它為香港或中國藝術發言以外，亦可成為東南亞或亞洲各地藝術的發言者。」
捐五件藏品 不明西九政治化
談到捐贈藝術品，仇浩然繼續夫子自道：「私人收藏家愛這個城市、並且有了硬件，所以我們願意將各自的收藏捐贈。我們眼見很多國外美術館藏品都是由私人捐贈開始建立的，大都會博物館獲捐贈藏品慢慢發展起來，紐約政府沒有干涉過大都會所做的一切；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除了獲政府資金支持，沒有強烈地把政治思想灌輸入內。香港藝術界和政府如何鼓勵更多人捐贈藝術品？我覺得很值得思考。」
受西方教育長大的仇浩然，談到美術館的功能，又扯上劉益謙，彷彿他已化身為當下的文化現象。
某次他參與中美美術館館長峯會，台上主講者包括劉益謙太太，即上海龍美術館館長王薇；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Glenn Lowry和三藩市當代美術館館長，席上王薇跟兩位美國美術館館長說：「我與丈夫收藏的紅色革命藝術是非常重要的收藏，若兩館覺得可以將這部份藏品放置你們館做展覽的話，我們會全額金錢支持。」仇浩然儍了眼，忍不住悻悻然鞭撻：「這不是中國模式是甚麼？覺得自己可以買起一個美術館展覽？如果語言和思想上沒共識地交流，一個展覽流失背後的文化價值，那只是人員或貨品交流，是沒有用的。」
他正色地強調，美術館是文化差異的溝通橋樑，「令人可以雞同鴨講」。
M+是否可以成為「雞同鴨講」的繙譯器仍是未知數，但西九項目由構思到當下，無一天不是一個玩政治的「熱廚房」，仇浩然肯定旁觀者清。
他一陣思考後，繼續快人快語。「一家美術館，它本身的文化功能不應該只是文化區裏面一隻棋子，或者文化區裏面的迪士尼樂園，它本身應有其獨立性和前瞻性。經費不是只用來收藏藏品，亦非每次問責，都是你為何花這麼多錢買這買哪？這些東西將來能否保值？這是非常儍的概念。」
西九爭議事件一件接一件，故宮門是近期最熱門話題，仇浩然不明何以西九會演變得如此政治化，但仍然對其非常憧憬。「你要相信，一家文化機構的自立能力，中間定要講求權力制衡，但卻不能壓倒。變為司長作主席的管轄機構，真是前所未聞。」
看着魚貫的遊客走過，仇浩然忽然感慨。「國外遊客包括中國遊客來港，為何只去杜莎夫人蠟像館？為何只去迪士尼？一個英國一個美國輸入的文化，而我們自己沒有文化輸出去嗎？」
三月的香港，下周開始有巴塞爾藝術展、Art Central、周邊無數畫廊展覽與活動，主流關注的焦點卻在是哪位荷李活明星入場？哪件藍籌藝術品賣得天價？哪件藝術品前打卡最能扮有品味呃like？在異常熱鬧的藝術季談藝術的功能，如何輸出文化，感覺比此刻室外的春霧更迷離。
記者：鄭天儀
攝影：潘志恆（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