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既然對文革作出了這樣的結論，何以對由文革衍生的1967年香港風暴又從來沒有任何中共文件、官媒報道與評論提到呢？
原因是，對於中共來說，歷史從來都是為政治服務的。1981年通過的《歷史問題決議》，是基於為大批文革時被打倒的老幹部平反復職的政治需要而作出的，擬稿時鄧小平指示對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儘管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但又說毛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這種對毛維護的說辭，邏輯上等於把毛的罪行說成與「無產階級革命家」有必然關聯了。
接下來這三十多年，大陸關於文革的記述和批判卻是中共的言論禁區。2010年習近平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時，在一個由副校長主持、參加者都是高幹的座談會上，眾口一詞地表示：歷史上的事，權衡利弊，還是不說為佳。說了會「把群眾的思想搞亂。」因此，甚麼是歷史呢？用奧威爾的話來說，就是為了控制而製造的論述：「誰能夠控制過去，就能夠控制未來；而誰能夠控制現在，就能夠控制過去。」所謂政治需要，就是政權控制現在和未來的需要，而絕不是歷史真相。
中共不提六七事件，香港有關六七的檔案消失，以及近年香港有人企圖為六七暴動平反，如果根據中共1981年對文革的評價，真是怎麼會有這種事？然而，中共的所有思維，都是從當前政治需要出發的權宜之計，除了權力原則，並沒有政策的一貫性和原則性。為了在香港貫徹「反帝愛國」的統治，為了維護當年參與暴動的工聯會等「愛國團體」目前在香港的權威地位，不僅不能將三十多年前中共對文革的評價用之於文革在香港延伸的六七暴動，而且要抹去這段歷史，或者給當年的「反英抗暴」以合理化與正義性，於是，頒給當年的鬥委會主委楊光大紫荊勳章就完全合乎「反帝愛國」的掌權者的政治思維了。也因此，2015年楊光去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再一次表揚楊光「貢獻良多」，也完全是迎合當年「反英抗暴」團體現今掌權的新形勢，至於當年在暴動中的無辜犧牲者，包括商台林彬及其他死傷者家人的感受，對不起，為投新掌權者所好的港官是顧不得了。
檔案為甚麼消失？歷史為甚麼不再提或至改寫？是非黑白何以混淆？答案就是政治需要。
19世紀英國作家John Ruskin說：「人類所作最偉大的事，是把所看到的，平實地告知世人。」因為太多人所看到的事，被政治清洗得面目全非了。
對於正在做或將要做這種偉大事情的人，應該表達最大敬意。
（六七探源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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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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